经过现场参访，再翻阅史书，对大好山河留下深刻记忆，也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但历史记录在故纸堆里，人终久要行走在现实生活之中，它也会有高潮、低谷，不可能始终平坦地向着美好的未来。
我们海军通信团在洛阳所接收的是原海军陆战队某水陆两用坦克团的营房。通信团下辖四个营，有三个无线电营和一个译电营。除一营与团部同驻西工镇，其他各营分布在洛阳附近的其它几个城镇。当时西工是个普普通通四周都是农田的小镇，除营房紧挨著名的洛阳豫剧团剧场以外，该镇几乎没有任何值得记忆的东西。
政治处备有两辆共用自行车，其中一辆几乎被我一人占用，因为我下基层次数最多。青年团作为共产党的助手，主要就是协助做好青年思想工作。基层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本身就抓思想工作，况且部队就是由青年群体组成，要瞭解青年的思想，当然就得通过他们。所以首先得搞好同他们的关系。其次，由于通信团还担负为海军培养通信兵任务，每营都配备十来个无线电教员，我觉得他们与士兵直接接触，瞭解士兵的思绪，可能会反映更多学匀、生活的问题。因此与教员们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但教员们全都是小资，而且其中不少上海人，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碰在一起免不了说几句家乡话。而当时基层干部大多为大老粗、可能有人因听不懂上海话而恼火，这也成为“在背后净说领导坏话”的主要缘由。在政治处内部，各助理员本来各司其职、除了工作协调讨论问题可能产生不同意见之外，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本人与其他助理员相互支援协作，个人关系一直都很好，但我个性率直，说话没有把门且又不看场合，也没养成奉承讨好领导的习惯，又自以为瞭解战士的活思想，经常会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意见，引起个别领导不悦、甚至一些人不满。可能什么事惹毛了保卫助理员高树林，平时他动辄称知识份子为吃屎份子，本人当时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也“荣幸”地被列入“能说会道的吃屎份子”队伍之中。
1956 年夏天在全团干部大会上，王政委号召全团干部战士积极参加肃反运动，并且说：“必须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暴露在阳光之下”。接下来公开点了十余人的名字（以司、政、后机关干部为主，也有个别营级以下基层干部，其中政治处除我自己外还有一位是文化助理员，司、后机关的其他人已无印象，但司令部的一位教育参谋及作为团部三大部门之一的后勤处长也赫然在目），宣布立即停职隔离，成立帮教组集中追查，并且如临大敌般的申明禁止任何人与被隔离者接触和交往（包括说话、通信、物品传递）。我事后分析以为，将这些人列入黑名单的原因主要是：
作为青工助理员的我，是因为有一个“反革命”的父亲。
作为文化助理员的陶甄，是因为参加过伪满的青年组织。
作为教育参谋的xxx，是因为抗战时参加过国军的青年远征军。
作为后勤处长的xxx，是因为抗战时由米店老板身份参加新四军。
作为某营排长的xxx，因为出身富农家庭。
作为某营排长的xxx，虽然出身中农家庭，但写过一封什么内容的信件。
显然仅靠这些“历史内容”是不够的，还要据此挖掘更现实的“勾当”才能“打扒”这些人、揪出真正的“反革命份子”。
我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记忆力）去审核别人的事情原委并作出澄清，但在本单位最终没有抓出一个“反革命份子”却是真的。
整个隔离审查期间，我们个人活动有人陪护，集体活动有战士看守，在食堂吃饭也与其他人分开。此期间正好是部队授军衔，别人军容严整威武雄壮，我们却是无肩章帽徽的游勇散兵，战士们背后称我们为老虎队（一个个都是吃人的反革命老虎），个个颜面尽失毫无尊严可言。所幸三个月后运动结束我被授以少尉军衔、享受正排待遇。横向（指与大多数同期参军者）比较基本持平。但竖向（指与所任职务、原发展趋势）比较显然低了。顺便说一下此次与我一起的“受难者”境遇大致相同。那位老革命的后勤处长授大尉军衔、享受正营待迂。
这场“肃反运动”对我自己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刚开始被点名，毕竟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我很意外，但转而一想既有这样的父亲也许被审查是有道理的。直至帮教组第一次会议王政委引导性发言：“有人利用自行车和内线电话作为连络工具，组织小集团散布反动言论、反对党的领导，难道和出身反革命家庭没有关系吗？”明显把矛头直指向我，且把我作为重点（至少是重点之一）惊倒了我。那么我的问题究竟有哪些？我的问题出在那里？
自打来到通信团， 我自认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也从未脱离组织安排去另搞一套。作为政治处的一员，我主要听由主任随时调迁。政委从未找过我，我也从未直接找过他。我以为青年团工作要由主任向政委请示汇报，我不便越级接触，而且我也反感溜须拍马。我的问题可能是太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认为做战士思想工作有些办法。而且毫不顾及他人（有时就是领导）感受，肆无忌惮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看法，往往造成别人难堪（即使是这样我也并没有有意顶撞过政委）。还有平时思想修养较差，遭遇不公平时觉得不吐不快，碰到不如意事难免发些小牢骚，这可能是我最大的弱点。我以为自己所谓的“罪行”也就仅此而已，不至于成为“反革命”吧。
帮教组当然不这样认为，一方面通过面上运动，发动群众揭发我们的问题，以贮备尽可能多的进攻“炮弹”。另一方面为了落实领导的指示，对我直接施加压力，最终得出如下结论（方括号【】的内容都是“肃反结论”“处分报告”或“取消处分”等正式文件原文）：
组织小集团——可惜找不出其他人，小集团只有我一个成员，没有行动纲领，没有具体活动。如果工作用的自行车和内线电话都算作连络工具，岂非人人都在搞小集团？于是将空洞的【有意见不能按组织提出】【和思想落后的同志一起议论领导】写进了肃反结论。
散布反动言论——【对领导的工作催促说是“催命一样”】【把领导的批评说成“官大一级压死人”】【说某些工农干部是“靠资格吃饭”】【认为领导规定听（苏联）专家报告不准带枪是“大惊小怪、没见过大世面”】。这些“言论”都达到了“反动”的程度？
反对党的领导——【认为党是“报喜不报忧”】【认为暂不发展亲属为敌方服务的人入党是“唯成分论”】【认为明明不准备发展入党，却又鼓励自己争取入党是“打打气罢了”】【说副排级不是军官是“教条主义学习苏联”】。这些内容全都是我自我检查时交待的（而且其中有的还是实事求是的大实话）居然都算【对党的政策认识不足】。
挖掘反动思想根源——帮教组认为我的思想根源来自反革命父亲，我自认我和他根本没有交集。但我相册中确实【保留有其相片】，【一个时期内有经济关系】。另一个是高树林揭发的所谓“偷听敌台”，理由是我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听收音机。我从未承认过，办公室的民用收音机，没有短波何来敌台？通信团有大量无线电台，通信兵收发报调谐搜索时，难免会碰到所谓敌台而短暂停留，这在我下基层时是常见的，我认承的是被动【收听敌台】，而非主动“偷听敌台”。在通信团这种收听多了去了。
基于上述原因领导认为我不再适宜担任青工助理员（从来没有找我谈过，但直接从基层调了个人来接替），而我的新职务是文化教员。并在1956年10月份宣布给予青年团【团内警告处分】。但不知是上级领导干预、还是本级领导班子更迭（碰巧政委调动），1957年2月在强调原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其中词句和某些情况也有不妥之处】宣布【原处分作废】【给予劝告处分】。不出二个月，1957年4月再发【取消HNX同志团内劝告处分】通知。其描述原处分的原因是【有个人主义】【犯自由主义】，没有了“对党的政策认识不足”字样。但我并未收到过修改肃反结论的文件。可能原结论就跟我一辈子了。
蹊跷的是，通信团本身没有文化教育任务，文化教员本是个虚职。在政治处我实际担负的仍然是思想教育工作（不过没有固定内容）。举例如下：一个是1956年11月陇海线铁门镇附近某海军仓库（ 营级 ）士兵闹事，上级要我团以海政工作组名义去处置。于是以政治处陈主任为组长、我和另二个助理员为组员，立即进驻。通过个别谈话、调查摸底、分析研究，发现基本为库领导处置不当所致。于是做通个别领导的思想工作，召开大会，由领导和士兵代表分别作自我检查，并安抚群众，大约化了十天时间解决了纷争。这是集体的功劳，但我是回来后向上级报告的起草人。另一个是1957年1月【组织分配担任时事课的讲授】（让我到每个营去上大课）公众的评价是【作到了备课认真、通俗易懂，战士们反映很好】，这均摘自“取消劝告处分决定”原文。此后，我在政治处的工作，大致就是这些临时的杂七杂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