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年中，在阔别故乡7年半的时候，终于获得探亲的机会。回到上海，回到与姐姐一家住在一起的妈妈身边，探望日益衰老的外婆和应该探望的其它亲戚。本来我就想乘此驱除近年积压的污浊氛围，放松心情去迎接未来，并没有什么具体打算。可是一次饭局，我堂舅母的一句朴实问话突然提醒了我：”将来侬解放军生意勿做，做啥生意？”她是个没有文化的纺织女工，她所谓的“生意”其实就是工作的意思（沿袭旧时当学徒叫学生意的称呼）。除了当兵还能做什么？我当时回答不了，但却触发了去意，似乎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没有想到的是，不久这个问题真的提上了日程。
探亲假结束，返回洛阳。懒得理会正在喧嚣的纷争，过起清净的日子。1958年初，全国开始大裁军，部队缩编、部分军校撤并。通信团亦开始减员行动，先动员转业至黑龙江密山农场，凡同意者均发放安家费一笔，按现有级别晋升一级，并在农场安排相应工作。再动员上山下乡（复员），其条件是一次性发放本人12个月工资，回原籍自谋出路。我选择后者，拿着800多元（当时月工资72元），返回上海。
1955年初-1958年初，也是我20-23岁在通信团期间，可看作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此期间不仅湮没了在大连建立的美好愿景，也体验到人和人之间除了良好互动还会有恶意伤害的可悲现状。那时“偷听敌台”可是大罪状，将它“坐实”等于找到反动言论的根源，所以有人坚持将莫须有的“偷听敌台”按在我的头上。还有人似乎一身正气为别人罗织罪名，欲置人死地，而其实自己浑身臭屎。这种所谓的“政治运动”让我加深认识到人际关系的复杂和险恶。从积极方面评价也许是它让我走向“成熟”，比如认识自已弱点、懂得控制自已情绪、不再轻易表达自己意见。上面提到的喧嚣纷争，其实就是整风（反右）运动，我连大字报都懒得去看，岂非“轻易”躲过了“反右”一劫？但从消极方面评价不得不说它是养成了群众争斗的恶果，同事相互间猜忌、窥测、监视及揭露，善意不再，信任尽失。因此与在大连海校相反，在通信团我几乎没有了朋友。在政治处我和文化助理员陶甄的关系曾经相当不错，而且还是“老虎队”的“难友”，但重新回到政治处后，他却不再理会我，一直到两人都复员离开通信团再没有讲一句话。我至今都不明白出于何种原因。另外，从通信团复员回上海时，其实与我同行的一共有五、六个，但除了一位原司令部文书，与其他人都失去了联系。他们都是所谓“背后净说领导坏话”的无线电教员，估计运动中受牵连“吃过轧头”，所以离我越远越好。这些我都能理解。当然也有例外，我毕竟并没有做过坏事，很多东西都是硬按上去的，真正的朋友才会有真正的信任。在通信团就有这样一位，恰恰也是上海籍的无线电教员倪逢珊（他是著名劳模、纺织女工倪海宝的亲弟弟），至今我还记得他家的住址是浦东烂泥渡路59号。我复员时，他还留在通信团，回沪探亲时来看过我，后来转业到洛阳有色金属冶炼厂并在洛阳成了家，还来信告诉我。这种友谊的存在起码消除了我的失落感，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我们的时代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