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份的一天，我、白苇（女）、潘积妙（女）和陈泽福四人，乘一路有轨电车从青泥洼桥出发至离终点老虎滩的前一站下车，到达大连海校报到，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待人介绍，大连海校分驻两地：总校和一分校（指挥分校）在此地老虎滩，二分校（机械分校）在寺儿沟。我们都留在总校政治部待分配。我至今记得当年的保密通信地址就是“大连老虎滩花园一号”。
老虎滩是大连市东南角的一处风景区，实际是个出口向南的小海湾，海校驻地在老虎滩湾西侧，那时是苏军出让的，而之前却是日本人一所军校的原址。校区坐南朝北，南边弧形山体是天然屏障，通路就在北边的马路上，海校大门没有任何装饰标志，只有一间简单的门卫室、加上两个站岗的水兵。沿马路边缘和西边与苏军炮兵营房交界处都栽有密集的冬青树，外边仅用铁丝网隔绝，像我们住在靠马路房子里，开始时晚上电车隆隆驶过简直无法入睡。而那时不仅个人宿舍、甚至机关办公室都设在各式各样的日式小洋楼中。只有学员宿舍及教舍区域才设置在跨过沙河较为隐蔽的原日军军校的大楼之中。能被公众看到、也值得炫耀的是东面靠海湾的军事体育和体育设施齐全的大操场，平时或是学员个人煅练体魄展露的骄健身姿，或是学员队为迎接国庆阅兵进行队列训练等道道亮丽风景线。台风季节则可切身体验狂风劲吹、暴雨如注、浪湧排山倒海轰鸣侵袭的自然气势。另外在对岸（即老虎滩湾东侧）还设有海校的船舶实习码头，停泊有舢舨、帆船及作为实习舰的四明山号坦克登陆舰。
进入大连海校原先分配去校文工队。但文工队我实际只待了11个月，除了当时正在大连的军委海政文工团听说进了新人便由苟副团长带人考察了我和陈泽福二人的笛子吹奏技巧，最终挑走了陈泽福，算是与本职搭点界。其余时间多半借调到政治部组织科抄写干部人事档案或到秘书科抄写文件。后来干脆将我正式调进秘书科。又听说我曾经有文章登过报，再被调至宣传科、文化科。刚参军的我，充满了热情，对分配的任何工作，都极其认真。尤其让我接触团级及团以上干部个人档案，更感到组织信任和责任重大，不需任何催促就会加班加点提前完成，甚至还累倒住进医院。而这些努力付出，也很快得到回报：我离开文工队时，就脱下水兵服换上军官服，享受排级待遇，并于52年5月被正式提为副排级。仅仅一年半时间，我从一个大头兵，逾越班级，直接升任军官，应该看作相当优厚，而此时我的文工队同僚至多不过是班级待遇、有的还是大头兵。
53年9月我被抽调到设在河北昌黎的海军直属政工干部训练大队青训队培训。三个月的教学内容，除海军常识、军队青年团工作方法及《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其余《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与旅大党校青干班学习内容基本一致，足以让我轻松应对，并在青训队结业时获得好评。回到大连更是顺理成章安排进一海校青年科，四个月后又调至由原二分校独立升级的二海校青年科，一直到55年2月离开大连。
以上仅介绍了我在大连海校的经历。但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环境氛围和周边人际关系的影响。当时的大连海校即如今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网页介绍，它成立于1949年11月，1952年改名为第一海校，1957年改名为海军指挥学校，1988年才定名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可网页还透露学院的学员编队参与了建国以来的历次阅兵典礼，是否有误？要知道学校虽成立于49年11月、却是50年2月才开始招生，怎么可能参加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阅兵式呢？其实我刚参军时就知道大连海校的前身是安东海校。而安东海校则是在全国解放前的49年4月为迎接改造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灵甫号驱逐舰等起义官兵，以重庆舰邓兆祥舰长为校长、原辽宁军区司令张学思（张学良胞弟）为副校长，由原辽西军区机关为基础在当时的解放区辽宁安东（即今丹东）组建而成。开国大典上的海军军官队伍正是安东海校学员。1949年11月安东海校解散，除校长邓兆祥另有任用、部分人员重新分配外，以副校长张学思、政治部主任李东野为首的校直机关及大部分学员即搬迁至大连直接转化为大连海校。当时的海军司令萧劲光虽然身兼校长政委，但仅挂虚名，很少来校，我在大连5年就没见到过。实际的负责人就是副校长兼副政委张学思，加上政治部主任李东野、稍后到达的教育长老红军胡绵第等才是大连海校真正的创始元老。
共产党领导下的海军学校政治正确当然是第一位的。但作为一支高技术的海军，尤其是培养军官的海军学校。团结与组织一流的师资队伍可以说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是要充分发挥起义海军技术骨干的实践操演经验（重庆号与灵甫号都在英国受过正规训练）。所以像航海、通信、损管、枪炮等教研室、实验室他们几乎都是主角，学员们的军容、仪表、队列训练也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且不说灵甫舰的尚雷，因为他是文工队员尚世芳、尚世霞的哥哥，文工队员们都认识；重庆舰的毕先纲(?)也很活跃，不仅在文工队、在机关中的名声也很大。然而这些只能称为专业人士。另一方面重庆号是相当于国府旗舰的最大军舰，应该是藏龙卧虎之处。且此次起义还有额外收获：如将参加过二战盟军诺曼底登陆的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卢东阁等带了过来，他们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专家级人才，当时也被委以重任。再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出发由北大、清华等高校聘请一批教授来海校任教，以提高军事技术的理论水平和推动军事科学研究。初创时期（1950-1951年）的大连海校学员以在读的高校和高中学生为主，也招收少量地方、军队干部子弟。学员的政治素质和学业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整个海校洋溢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既重视思想教育、思想改造，又尊重知识、尊重人材的宽松气氛。
作为一名政治部下属的工作人员，我们接触较多的是李东野主任，很少有机会接触其它校级领导。比如教育长胡绵第我是在一次校直机关三反、五反动员大会上听报告时才认识的，给我印像深刻的是他自我检查说：“1935年长征的时候我贪污过一条皮带，被我吃了”。又比如副政委刘华清虽然1952年5月已到校，但我是在他取代晋升去京的张学思成为副校长兼副政委（即新的实际的负责人）后的1953年才知道的。张学思始终给以儒雅军人印象：军容整齐、身姿挺拨，语言简洁、但音调不高，严以律已、宽以待人、有时还不乏幽默感。我在校园曾亲自见证过这么一幕：路上有一干部军容不整在行走，张并不训斥或查询其所属部门，只是上前叫住“同志，我建议你军装外贴张纸条，写上内有新衬衣一件”，令被叫者羞涩不已，当场将衬衣塞进军裤，敬礼而去。我们更多见到他的场合是听报告，“尊师重道”的名辞，我第一次就是从他报告里听来的。
我记得当时总校（后来的一海校和二海校）政治部下设科室负责人和熟人如下：
秘书科科长高玲（女、李东野的爱人、阎宝航的女儿）
组织科科长谢雪萍（女、张学思的爱人）
保卫科科长孙毅
宣传科科长丁毅（后曾任海军修造部设计处处长）
文化科科长董萍（后曾任一海校学员二大队政委）
青年科科长沈坚
文工队队长张先择
文工队指导员史久华
文工队分队长王殿彬、冯景湖、刘德全、王桂梅（女）
文工队队员沈长怡、马佩宗、高永吉、黄世芬（女）
二海校青年科科长刘斯
二海校保卫科干事张同嘉
尽管与地方相比部队的等级观念相对较强。比如干部和战士从服装样式就可立即区分；又比如干部按职务也是等级森严的，大连海校总校（后来的一海校和二海校）校级干部为军级，分校校级干部为师级，总校（后来的一海校和二海校）科级干部为团级，即使同样为科员也可按职能资历有营、连、排级的区分，文工队队长和指导员为营级，文工队分队长为连、排级等。且部队组织纪律更严格，上级的命令下级必须绝对服从，没有讨论商量的余地。但是在个人关系上还是相当平等、相对尊重的。
我对文工队记忆深刻的原因，一它是我参军报到的具体单位，二是如前所述居住环境、我虽调离但仍与队员们长期居住在一起或相近，三是与某些年龄相近、志趣相投的队员，我们节假日常玩在一起，后虽在异地却几十年从未中断过联系。
在接触过的职能科室中，我几乎都是从最底层做起，领导人全都是老革命，有象谢雪萍、高玲这样延安培养的老干部，而且是校领导的夫人，高玲本人还是高干之女，但没见过她们颐指气使、傲慢不逊对待下级，总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地布置或检查工作。也从不作官样文章，一次都没从她们口中听到过官话套话。也有象刘斯那样年纪较轻的干部，虽然我不瞭解他的背景，但从刚结婚的事实证明其县团级是无疑的。他同样平等待人，作为他的下属我从没感到任何压力。尤其得知我即将调离大连时，他与太太（忘了姓名，只记得是大连工学院团委书记）在其家中设宴为我送行。除了嘱咐我到新岗位可能要独立工作外，别无其他多余闲话。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白酒，和其他人的酩酊大醉不同，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睡着！至今记忆忧新。
在二海校我不得不提还有一位同事是保卫科干事张同嘉。他其实与我一样是从总校调过来的。我记得总校保卫科共两位干事：他和萧荆。但因为不住在一起都不太熟。寺儿沟与老虎滩不同之处是没有那么多的小洋房，办公室在楼房内，住房设在一个像仓库一样的大统间内，虽然不是睡通铺，但铁床一个挨一个的一字排开也差不多了。而我与张同嘉恰好挨在一起，他年纪比我大，级别比我高（连级），见识肯定也要比我多，很多地方我当然要向他请教，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当他得知我家庭情况，问我父亲现在在那里？我回答不知道。他告诉我其实与有具体下落（比如去了台湾）相比，下落不明更麻烦。以后的经历证实确实如此。
应该说在大连的五年生活是相对艰苦的，参军前后并没有多大变化。外界一直传说海军待遇高，其实这是误解。只有执行海勤的舰艇部队和海校学员队，才穿呢子服吃海灶。其余人员和陆军一样穿布军服吃大灶。可能是演出需要，文工团（队）员们比较特殊，虽然同样吃大灶，但却发呢军服。我记得节假日经常约二、三好友去大连百货大楼二楼吃什锦炒饭以自我改善生活。但精神上这是我生平最愉快的五年。这可能要归为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当然和解放初期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有关；其次是本人当时比较年轻、比较单纯，还没充分体验错综的社会脉络及接触复杂的人际关系。再次我放弃学业参加工作就是相信共产党的自愿行为，至少在大连海校我所碰到的领导和接触过的人群中，我广泛的感受到平等和尊重，也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我参加工作和参军以后受到的教育、学到的东西及当兵的生活实践，也种下热爱解放军，以当解放军为荣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