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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我调离珊瑚厂，作为一个相对恋旧的人，对待过二十多年的珊瑚厂确实有些留恋也有些无奈。那时原上海化工局科技处管军工的吴树海调到上海涂料研究所当所长，希望找一个搞过科研、又懂得生产的人去当该所扩试车间主任，通过他在部队时战友、我的同事黄志民找到我，我同意了。到岗后发现，它名为扩试车间实为综合车间，规模不大人员不多管的事情却不少，既有涂料化工设施及其操作部门，还有机修、水电及仪表等部门。除负责各科研项目的扩试按排，还要维修校验各实验室日常的机械仪表和水电通风管系。车间成员大多要独挡一面，个个全是能人，所谓庙小妖风大，谁都瞧不起谁，都认为缺了自己不行。所以要摆平这个摊子开始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但进所不到半年我刚理出一点头绪就被调离了，原因是吴的下台（据说与文革纠葛有关）。尽管我对他文革中表现一无所知，还是给当作黑线人物贬了。虽然觉得自己很无辜，但那种纷围下，太太平平干好分配给你的事，不再摊上其它麻烦已算是上上大吉。       

我被派去实验室做项目，先是在水性涂料研究室乳液涂料课题组从事增稠剂项目的研发，项目结束后调至船舶涂料研究室粉末涂料课题组从事流平剂项目的研发。说实在的我从来不是官迷，并不在乎主任的职衔，要不是有曾经热情欢迎过我的领导现今异样的眼光，我倒认为这样安排对我是一种解脱，让我退出讨厌的人事纠葛，反而有一种轻松感。在粉末涂料课题组我曾经调侃说：本组成员个个本事了得，有国之根本、有人中豪杰、有的意志刚强、有的宁先勿后（指组内四个男性成员的姓名正好是张国本、唐人杰、孙志刚、HNX），当然这只是玩笑，组员间并不剑拔弩张，而是各按分工、各司其职、相安无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涂料行业我还是新手，且受学历所限 ，加上莫名其妙的黑影隐现，担当不了重要课题的开发，也注定不可能成为所谓的骨干，有时甚至会被某些领导忽视。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离所后不久，正好举办所庆活动，他们不远千里邀请在北京化工部的所友江盘（江泽民的堂妹）参加，我能理解他们功利考量，但很鄙视他们人情冷漠，居然想不起请住同一宿舍的所友（本人）参会。这是事后从原来同事（也是邻居）打听我为什么没参加集会的问讯中得知的。尽管如此，我依旧按照个人做人作事的原则，认认真真去完成本份的工作，还主动去参加我熟悉的其他行业的技术交流活动。在涂料所期间发表过以下文章：

• 关于瞬间粘合剂的应用和发展 [J] 上海粘接 1980(2)
• 聚丙烯酸酯胶粘剂 [J] 上海粘接 1981(1)
• 关于天然粘合剂原料的开发 [C] 全国粘接学术年会1982（西安）
• 甲基丙烯酸盐水溶液聚合物的合成及其对乳胶漆的增稠作用 [J] 上海涂料 1982(12)
• 粉末涂料的改性及助剂的应用 [C] 全国第二次粉末涂料学术交流会1984（南宁）
• [景文合著] 粉末涂料的流平及流平剂研究 [J] 粉末涂料与涂装 1985(4)

在涂料所期间有一件事也需要记载：1980年上海涂料所受上海市经委（技术开发处处长吴广发）、上海市科委（科研处处长吴淳淳）委托调查国内粉末涂料科研、生产及应用市场的状况。涂料所则将此事布置给我们研究室的我和应用试验室吴国林二人。经过我们二人的内查（在本所资料室、上海科技情报所及上海图书馆找资料）外调（走访相关厂商及上海轻工所、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等）由我执笔写成文字报送上级。1981年上海市经委决定成立上海粉末涂料涂装技术开发中心，同年上海市经委建议中国化工学会涂料学会在上海设立粉末涂料学组——即后来（1988年）在上海正式改名的中国化工学会粉末涂料涂装专业委员会，至于何时何故去掉粉末二字改称为中国化工学会涂料涂装专业委员会，我就不得而知。对该时专委会工作的是非曲直及后来的变迁也可能有众多评说，而且这些与自己个人的经历并没有太大关系。但作为亲身经历者，我认为起码应该尊重一个历史事实：2011年才是它成立 30 周年纪念。2013年大肆宣扬的“中国粉末涂料与涂装成长30年”不过是现挂靠单位为自己接手十年纪念贴金而已。顺便提一下，2008年他们曾准备庆祝“成立”五周年，遭到我公开反对而作罢。我当时反对的理由就是要“尊重历史”。

从1958年进入珊瑚厂到2018年终结在南海化学的60年工作期间，我从事和接触的都是高分子化学产品，也可以说它是我后半身事业的交响乐。下面按三个乐章分别阐述：珊瑚咏——神龙吟——南海颂。  

       珊瑚咏

珊瑚厂是我进入高分子化学行业的启蒙，是小分子物质通过化学反应一步步转变成高分子物质实践过程和理论推断的具体体验。珊瑚厂当时的厂长顾强（他也是个转专业军人）是个开拓进取的人，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敢于使用人才，我当时的脱颖而出全靠他的鼓励支持。我当先进、参加新产品试验、能进业余工大都应该都与他有关。
珊瑚厂的全套有机玻璃的生产技术是私营时期由旅日华侨巫万居带入的。因此珊瑚厂技术部门保留了大量日文的技术书藉。我进厂时对日文可说是目不识丁。待到学识提高就有了学习日语读懂这些资料的愿望。正巧当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展开日语广播讲座，我就通过听广播讲座初步学会日语，并去外文书店补齐了日汉辞典、日语外来语辞典、日本汉字读音辞典等工具书。开始生吞硬剥去读那些留存资料，并查找更多新的资料，还尝试去读懂日文专利说明书。最终达到借助辞典阅读或笔译日文科技书籍的水平。甚至某些化学专业的英语名词我也是通过日语认识的（因为日语的专业外来语几乎百分百是音译的）。
在珊瑚厂我到过很多部门，如技术科、质监科、合成车间、聚合车间、航空有机玻璃车间、502胶车间等。有的当工人、有的当技术人员、有的当负责人。既担任过管理工作、也负责过具体项目的开发。既有顺畅日子、也遭遇过逆境。在不顺心时可能不愉快过，但今天看来不论好坏一切都是有益的生活和生产体验。如在合成车间倒三班恰恰补足了我对有机合成工艺的认识程度。去502车间当小头头，则体验了将实验室中试结果转化为工业规模生产的全过程。虽然文革后期让我到质监科任副职，可能是领导对我的重用，但事实上我对化学分析一向兴趣并不大。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是强迫自己去市科协听完全套气相色谱课程，掌握了这一重要的质监手段。而且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年后在制订羟烷基酰胺产品标准时它还真起了关键作用。
我参与或主持过珊瑚厂早期有机玻璃的几乎所有新产品研究工作：从最早人民大会堂大厅红五星等装饰材料，到现今已普及全国的有机玻璃兰球板，特厚（>100mm）有机玻璃、珠光有机玻璃、闪光有机玻璃、选波有机玻璃、防辐射有机玻璃及航空有机玻璃等。

• 我最早发表的专业文章是：我厂有机玻璃预聚合操作中的技术革新 [J] 化学工业 1959(2)
• 后来又同马炜栋一起发表：珠光塑料的生产方法 [J] 化学世界 1965(3)
• 其后还有：瞬间粘合剂 [J] 科学普及 1977(5)
• 我以第二执笔人的身份，参加以下专著的编写：
• 有机玻璃及同类聚合物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 有机玻璃及同类聚合物 [M]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
• 国外有机玻璃生产技术进展 [M] 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 1977
• 医用高分子 [M]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1980
• 粘合剂及其应用 [M]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1981

在航空有机玻璃车间的去留，曾经是我内心最大的创伤，虽然我从未在公开场合表露过。珊瑚厂的航空有机玻璃从立项、研制、分析到带队去外地学习参观，作为当时唯一技术人员，我曾下过功夫、作过深入研究，后来还发表过文章：国外有机玻璃发展动向 [J] 合成材料 1974(6)、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耐光性的改进 [J] 合成材料 1975(4)，自认至少是项目骨干之一。然而当正式组建航空有机玻璃车间时，却任命一名新进的大学毕业生作为技术员，将我排除在外而另行安排工作，这使我郁闷好一阵子。虽然没有人向我解释过此事，但我知道就像在洛阳经历过的那样，家庭问题魔障肯定是它的根本原因。
应该承认参加航空有机玻璃的研发对自己业务水平的提高大有裨益。因为当时国内仅有一家正规的生产厂商锦西化工厂（它是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可是产品合格率并不高，国家有意让珊瑚厂也参与试验。经中科院北京化学所、长春光机所等专家的分析测试，土法生产的珊瑚厂提供的样板合格率却高于洋法生产的锦西厂产品，他们认为原因可能与不同生产工艺方法形成的产品分子量分布差异有关。专家的分析方法和手段，及平时的接触交流，对我有很大启发，让我获益匪浅。也引起我更深入研究的兴趣，认为不仅是现有的 2# 航空有机玻璃，随着歼击机飞行速度提高 3# 航空有机玻璃、4# 航空有机玻璃——都将是未来研究的课题。因此我认为中止我参与航空有机玻璃的工作无异于阻断我对有机玻璃的深入研究，内心的失落感难以言表且无处诉说。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逐渐明白过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正是关闭了航空有机玻璃研究的大门，防止走进技术钻研的死胡同，使自己开拓眼界，去探索更多类型聚合物产品的研究方向，获得更大发展的自由空间。我虽然离开航空有机玻璃产品的研究，但其研究方法、手段和经验却仍然留存脑海之中，岂不是更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8年3月我回到上海，在姐姐家妈妈床边搭了个铺，算是安了家。马上去民政局登记寻找工作。所幸，不到半月就接到去珊瑚化工厂报到的通知。就这样我完成了从军人到平民、从干部到工人的角色转换。但我知道没有技能、缺乏经验、对化学的一窍不通，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好在我年纪还轻，只要肯吃苦、愿学习，凭自己努力，照样可以有所作为——像在部队时那样立足社会、取得成绩。

珊瑚厂是个公私合营的小厂，主要产品是有机玻璃和造牙粉（在当时可都是高档产品）。工厂按技术工艺和生产需要划分为单体合成、本体聚合（有机玻璃）、粒状聚合（造牙粉）、设备保全等车间，但其中有机玻璃车间是全手工及劳动强度最高的。全厂总共才百十来人，而像我这样的复员军人就招进三十来个，其中一多半分配在有机玻璃车间，而我恰恰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方面繁重的体力劳动使自己产生降低劳动强度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1958年正值大跃进时代，便自然地投入技术革新潮流，在生产中提出多项改进建议、积极参加并实现了本车间预聚合工艺的机械化改造，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当年9月份被评为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此后，我被车间安排参加新产品的试制，每年都会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所以1959-1964年间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区级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或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另外还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我厂有机玻璃预聚合操作中的技术革新”（《《化学工业》1959年第2期）。

尽管屡屡受到嘉奖，职务从工人变为技术员，工资也从刚开始的48元慢慢上升至72元（这在当时算是较高的了）。但自己内心始终是不踏实的，虽然在工作中，我凭借常识与经验解决过一些生产难题，但有些问题仅凭常识与经验是无法解决的，有些问题即使解决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感觉到自己化学知识、尤其是实际从事的高分子化学知识严重不足。所以一方面去业余（夜）学校进修，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市科协举办的高分子化学专业讲座。然而这种另打碎敲的方法，对帮助自己的效果并不大。所以热切希望有系统学习的机会。1964年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采用学校分配名额、单位推荐、学校再通过考试录取的方法在化工系统招生。1965年我虽然得到推荐，但文化考试不合格并未被录取。我很着急，给业余工大江征帆校长写信：诉说我对专业知识的迫切追求，希望学校能网开一面允许我旁听上课。很快学校教育长李立群回信告知：经学校研究同意作为试读生进入化学专业试读。我欣喜若狂，当然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从此投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周三个半天、占据二个半天工作日）的苦读，所幸经一个学期的坚持我终于跟上进度没被淘汰出局。尤其值得高兴的是通过学习，有些内容对理解与解决生产问题起着实际的帮助作用。例如作为有机玻璃生产模具的普通玻璃，其表面质量决定有机玻璃的表面质量。尽管普通玻璃事先进行碱洗、水洗、烘干、酒精擦拭等多道工序，但有机玻璃产品表面有时仍难避免出现隐约可见的水波纹质量缺陷。它曾使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有机化学醇淦生成机理的学习，终于悟出碱性的玻璃表面和酒精（乙醇）的反应物是它的元凶。总之，通过学习对解决生产难题、对深入钻研学问产生了很大信心。也为我后来学业水平提高奠定了基础。

1959年-1962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时物资严重缺乏，很多家庭粮食不足、孩子营养不良。尽管生活艰辛，精神上倒并不像现在想象的那么压抑。相反人们大多能泰然处之平静对待，不管怎样生活照样还要继续。在工作单位我依然是个文艺积极份子，组织群众合唱团，参加单位和区里的文艺活动。下班回到我寄居的姐姐家也就是上海总工会家属宿舍（江西中路481号），院中孩子很多，他们和我姐姐家的孩子差不多大小，所以都跟着叫我阿舅。因为我喜欢唱歌，除了传统革命歌曲、当时流行什么歌、电台播什么歌我就唱什么歌、小朋友也跟着唱，有时也听我讲故事。俨然过着丰富活跃的“孩子王”阿舅业余生活。

在481号虽然我的业余时间主要与孩子们打交道，同他们家长的关系也是过得去的。但1960年6月份总工会下放干部徐慧白为我介绍女友，却让我有些意外。因为一则徐长期下放在郊县我很少见到她也不认识她，二则我妈同她妈之间有些小矛盾两家很少来往。然而正是在她撮合下我同现在的妻子ZCG交往了起来。初次见面相互还是有好感的。因为ZCG是宝山县葑溪卫生院的医生，通常每周回市区一次，我们每周也见面一次。经过半年多的交往，决定在61年2月份（农历正月初五）正式结婚。

结婚其实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物质条件和居往条件。因为大多公众需求物资凭证供应，即使再有钱也并不是你想要什么就买得到的。所以结婚的被褥用布及日常用品的采购非常简单，结婚证背面就留下了当时的记忆：申请结婚用布证明第085340号已发，搪瓷碗四只、痰盂壹只、18寸锅子壹只已购。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居往条件的解决要远远困难得多。当时男女双方都没有结婚用房，幸亏粒状车间主任曹宗植主动暂时借出他在永嘉路的住宅一周（他回乡过春节）供我结婚，算是让我渡过了难关。新婚七天后两人再次分离各归东西，再次过起一周在公园见面一次的日子。两个月后在母亲和邻居的张罗下先在481号主楼的楼梯间下李蓉家出让的约3平米小间内搭了个铺，可后来又觉得这地方实在转不开身，再搬到481号主楼楼厅隔出的共用贮物间一角。此贮物间虽只有门，没有一扇窗，是全暗的白天也要开灯。但却保温极差、隔音极差。原因是除了南墙的其余三边全都用三合板隔离，但并未完全隔断，上部足有半米高的空隙。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了近三年，先后生育了大K、小Q两个儿女，1965年上半年珊瑚厂终于分配给我一间广中二村的居室，算是独立安顿下来。

新居室是10平方米的小屋，在整栋房的顶层西北角，朝北有二扇窗，外边是广灵一路与广中路小学隔窗相望。因为面积有限，室内只能摆下一张1.35米宽的床、一个五斗橱、一个书架、一张餐桌和两把椅子，几乎没有多余空隙。事实上这些家具，就是丈量了室内空隙后凑合起来的，如果任意买来，很可能会摆不下。另外居室的位置也决定其夏天三面曝晒、冬天三面受寒较差的保温条件。尽管如此我还是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居住条件的。

受条件的限制，小Q寄养在她外婆家，大K我们自己领。好在珊瑚厂离住处不远，一般都是我去送接幼儿园，而且我们事先将家门钥匙交给隔壁13室阿姨，万一我晚回家她都会帮我接回家。我真的非常感谢。

在子女幼小时也正是我自己时间最紧张期，一边上班、一边上业余工大、一边还要照管家务，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来。一直想寻找改善的机会。1967年通过二调一的方式，将我姐姐家（二室）与我家（一室）一起掉换至徐汇区一处三室户。优点是总面积增大（我住的一间约15平米，所以有条件将女儿小Q接回来住），缺点是其中一小间要被别人家走破去公用灶间。不管如何面积增大总是实惠的，有利于我们对母亲、也有利于母亲对我们两家孩子的照应。尤其文革期间、姐姐夫妇双双下干校，我在车间倒三班，ZCG每周回家一次，两家子女几乎全靠母亲一个老人管理。搬家后由于新增了公交线路，ZCG才每天回家（除了每隔一段时间值夜班）。

尽管如此，子女生病时仍免不了手忙脚乱。大K经常扁桃腺发炎，看急诊是常事，后来听从医生意见施行了扁桃腺切除手术，总算太平了。小Q生病的几率虽然小些，可发展起来却有些怕人，平时经常有些鼻血，有时很难制住，必须去医院止血。读小学时有一次，我背着她从长乐路经静安寺去北京路儿童医院，她血流不止从我的肩膀流淌到地上，ZCG在旁边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们惊恐异常，幸亏这次医生采取果断的炙烧措施，从此根除此一顽疾。

对孩子的教育，我母亲信奉无为而治，她两耳不顾周围事，一心只看书报而很少顾及其他。尤其是我与姐姐两家分餐以后，不仅教育连孩子的生活起居我们都要耗费更多的精力，有时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安排子女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当然客观上也培养了孩子独立生存的能力。像小Q在十岁时就开始煮饭烧菜，慢慢养成了安排学习和生活的好习惯。作为男孩的大K，虽然顿悟时间晚了几年，但也兄妹默契，让我们大人少费了许多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