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80年风云6:前行中的坎坷(1955:海军通信团,洛阳)

55年2月我又一次回到河北昌黎,不过这次是参加海军通信团的部分筹建工作。其实通信团的真正驻地并不在这里,可能是我从大连出发到目的地——河南洛阳要路过昌黎,临时抓差将我暂派到此协助先期到达的工作人员一起将其他单位遗留的及某些采购的物资收集清点齐全后,等工人装上火车再押运至目的地。这段时间虽然不长(约十天左右)但正值春寒料峭,我们又借住在没有供暖措施的居屋中,尽管负责人怕晚上寒冷,每人多发二件棉大衣,但刺骨的寒气依旧让人难以入睡。有人异想天开企图在身上压板凳使加盖物更贴近肌肤,实际根本没取暖作用。这短暂的经历总算让人领略北方的冬季无取暖措施难以度日的真实体验。

55年3月我们到达洛阳正式入职海军通信团。该团直属军委海军司令部,其任务主要有二项:为海军培养通信兵(无线电报务员等)和负责海军司令部的通信业务。例如收集无线电信息,虽然我们个人无法也不需要得知信息内容,但从电信来源地(左营、佐世保、岘港等)判断应该为有关国家或地区(台湾、日本或越南的)海军基地(军港)发出的军事信息。

与通常陆军团级机构相同,除团长、团政委外,团部设有参谋长负责的司令部、主任负责的政治处、处长负责的后勤处三大部门。各部门下包含若干参谋、助理员(即以前的干事)分管具体事务。我所在的政治处就有:组织、保卫、宣传、文教、文化及青工等六个助理员及一名文书。至此我终于明白了“独立工作”的含义:虽然政治处上有主任,但有关青年团的一切工作我都要自己规划、自已践行、自己领会总结。我认为挑选我来担任是组织的信任和培养(因为一般都配备连级以上),也深感责任的重大,以一贯的热情积极投入工作。刚开始在人员尚未配齐时还主动负担起宣传、文教、文化等助理员的工作,如参与地方文宣部门在洛阳城组织的会议和活动(尤其是我特有兴趣的洛阳历史风貌介绍)。顺便说一下:通信团虽是个小单位,但当时的洛阳(地辖)市级机构还是很照顾,当地的大事小情都不会遗忘通知。不过不久苏联援助的多个项目(如拖拉机厂、有色金属冶炼厂等)落户本地,洛阳升格为省辖市,参加这种活动的通知似乎也少了许多。

正因为这些活动加深了我对洛阳的了解。洛阳在地理上处于中国的中心,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还曾是中国长期的政治中心,有九朝 【 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 】古都之称。而且我们中国的称谓也始于洛阳。周武王灭殷商后就着手在中原建立新都,成周(洛阳古称)由周公负责营建,到周成王五年建成,并放置九鼎定都于此。 何尊铭文所载“宅兹中国”即指此事。因此洛阳史有定鼎门近有王城公园之地名皆由此而出。不过九朝古都之称仅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即我在洛阳时)之前。以后的考古发掘证明除上述九个朝代,东周前的夏、商、西周,唐(武周)前的隋朝也建都洛阳。因此准确的应称为十三朝古都。洛阳的历史也前推1000多年,达4000年之久。至于坊间传说,洛阳本为十三朝古都,因乾隆提过九朝古都,而在中国九为最大、最多的意思,它实际已包含了十三朝;更有人以曹魏、后梁、后唐、后晋均为王,而非帝予以排除,硬凑成九朝。都是牵强附会、虚妄之言不可采信。

洛阳的历史虽悠长,但在洛阳城中能见证的东西并不多,连最辉煌的“定鼎堂”及国宝”九鼎”也已荡然无存。这可能与天灾人祸有关,尤其黄河泛滥泥沙蓄积,地质变化使很多东西都埋到地下。当地人都知道,只要往下挖,地下都是宝。所以出现了一种工具—-洛阳铲,长长竹子底下连接一支筒瓦状的取样铁铲,可用来探寻地下宝藏,是考察古地层的绝佳工具,当然它也成为盗墓贼得心应手的家什。确切地说洛阳铲的最初发明人应该就是这些盗墓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考古工作者正是利用洛阳铲在涧河边发现了东周王城的遗址,为保护地下古迹,将其地面开辟为公园,即今天王城公园及其名称的由来。

然而历史遗迹没有全部淹没,在城外地质高处还是残留了一些踪迹。我就游历过以下三处:

白马寺,位于洛阳市老城以东12公里,洛龙区白马寺镇内。它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中国第一古刹、世界著名佛院,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遗址古迹为汉、宋、元、明、清各朝代所残留。

1955年我们参访时,就见到一块苍凉的场地上孤零零的站着两匹白石马,后边不远处灰色围墙的门洞上隽刻有“白马寺”三个大字,但大门紧闭,挂着铁锁。从隔栅往里张望,空荡荡的既未发现建筑物、也没有见到人迹。然而铁门紧锁、场院虽荒凉却无杂草,可以判断,应该还是有人管理的,只不过不开放参观,当然也无人导游,所以我们很感失望。由于历史知识的缺失,因为听说白马寺是中国佛教最早的寺庙且为纪念西天取经的白马而建,又把西游记当作正史,误以为此白马即为唐僧的白马。只是不明白唐僧取经时返回的是西京长安,为什么白马寺建在东都洛阳?

关林,位于洛阳市洛龙区关林镇。为埋葬三国时蜀将关羽首级之地,是中国唯一的冢、庙、林三祀合一的古代经典建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参观时,不需要门票,管理也比较宽松。在供奉关公及周仓塑像的大殿中,当地群众随便喝茶下棋,据说是关公专用的青龙偃月刀(100%的膺品),不握在周仓手中,而是摆在特制的架子上供来客体验(试手劲,一般人根本提不起)以显示关公的武勇和体力过人。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城南6公里处的伊阙峡谷间。相传大禹治水时凿开龙门山,伊水畅流,兴利除弊,昔日泽国渐成良田沃野。绿荫片片中,香山(东)与龙门山(西)两山对峙,远望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春秋时就称为“阙塞”或“伊阙”。隋朝建都洛阳后,因宫城门面对“伊阙”而始称“龙门”。这里山河壮丽,风景幽美,自古即为洛阳八景之冠。石窟主要是北魏和唐代帝王为祭祀礼佛而陆续开凿,按地形分为东西两大板块。1955年来参观时,虽然也不收门票,但与关林和白马寺相比,保护管理算是到位的。很多地方都矗立“不准触摸”“不得进入”或“攀爬危险”的标牌。然而却找不到宣传介绍的文字资料、看不到导引指向的路标、也没有专职或业余的导游,诺大的地方全靠参观者混趟瞎摸,走到那儿算那儿,碰到什么看什么。如果你不知道龙门石窟有白居易墓,也许在参观东山时就会错失( 不像今天专辟有白园景点 )。2015年,正好一个甲子我重游龙门石窟,卢舍那佛像的魅力依归,景区服务及设施之完善与昔日确实已有天壤之别。但觉得有一点值得警惕:60年前伊河上没桥,冬天甚至可以不赤足(跳着石块)过河,而今日居然水深没颈据说游艇整年畅行,水位上升之快出人意料,难道龙门石窟也会重韬洛阳城下沉的复辙,他日也将被埋藏在泥沙之下?但愿这是忋人忧天。

父亲的回忆——80年风云5:激情的青春(1950-1955:大连海军学校)

1950年12月份的一天,我、白苇(女)、潘积妙(女)和陈泽福四人,乘一路有轨电车从青泥洼桥出发至离终点老虎滩的前一站下车,到达大连海校报到,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待人介绍,大连海校分驻两地:总校和一分校(指挥分校)在此地老虎滩,二分校(机械分校)在寺儿沟。我们都留在总校政治部待分配。我至今记得当年的保密通信地址就是“大连老虎滩花园一号”。

老虎滩是大连市东南角的一处风景区,实际是个出口向南的小海湾,海校驻地在老虎滩湾西侧,那时是苏军出让的,而之前却是日本人一所军校的原址。校区坐南朝北,南边弧形山体是天然屏障,通路就在北边的马路上,海校大门没有任何装饰标志,只有一间简单的门卫室、加上两个站岗的水兵。沿马路边缘和西边与苏军炮兵营房交界处都栽有密集的冬青树,外边仅用铁丝网隔绝,像我们住在靠马路房子里,开始时晚上电车隆隆驶过简直无法入睡。而那时不仅个人宿舍、甚至机关办公室都设在各式各样的日式小洋楼中。只有学员宿舍及教舍区域才设置在跨过沙河较为隐蔽的原日军军校的大楼之中。能被公众看到、也值得炫耀的是东面靠海湾的军事体育和体育设施齐全的大操场,平时或是学员个人煅练体魄展露的骄健身姿,或是学员队为迎接国庆阅兵进行队列训练等道道亮丽风景线。台风季节则可切身体验狂风劲吹、暴雨如注、浪湧排山倒海轰鸣侵袭的自然气势。另外在对岸(即老虎滩湾东侧)还设有海校的船舶实习码头,停泊有舢舨、帆船及作为实习舰的四明山号坦克登陆舰。

进入大连海校原先分配去校文工队。但文工队我实际只待了11个月,除了当时正在大连的军委海政文工团听说进了新人便由苟副团长带人考察了我和陈泽福二人的笛子吹奏技巧,最终挑走了陈泽福,算是与本职搭点界。其余时间多半借调到政治部组织科抄写干部人事档案或到秘书科抄写文件。后来干脆将我正式调进秘书科。又听说我曾经有文章登过报,再被调至宣传科、文化科。刚参军的我,充满了热情,对分配的任何工作,都极其认真。尤其让我接触团级及团以上干部个人档案,更感到组织信任和责任重大,不需任何催促就会加班加点提前完成,甚至还累倒住进医院。而这些努力付出,也很快得到回报:我离开文工队时,就脱下水兵服换上军官服,享受排级待遇,并于52年5月被正式提为副排级。仅仅一年半时间,我从一个大头兵,逾越班级,直接升任军官,应该看作相当优厚,而此时我的文工队同僚至多不过是班级待遇、有的还是大头兵。

53年9月我被抽调到设在河北昌黎的海军直属政工干部训练大队青训队培训。三个月的教学内容,除海军常识、军队青年团工作方法及《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其余《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与旅大党校青干班学习内容基本一致,足以让我轻松应对,并在青训队结业时获得好评。回到大连更是顺理成章安排进一海校青年科,四个月后又调至由原二分校独立升级的二海校青年科,一直到55年2月离开大连。

以上仅介绍了我在大连海校的经历。但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环境氛围和周边人际关系的影响。当时的大连海校即如今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网页介绍,它成立于1949年11月,1952年改名为第一海校,1957年改名为海军指挥学校,1988年才定名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可网页还透露学院的学员编队参与了建国以来的历次阅兵典礼,是否有误?要知道学校虽成立于49年11月、却是50年2月才开始招生,怎么可能参加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阅兵式呢?其实我刚参军时就知道大连海校的前身是安东海校。而安东海校则是在全国解放前的49年4月为迎接改造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灵甫号驱逐舰等起义官兵,以重庆舰邓兆祥舰长为校长、原辽宁军区司令张学思(张学良胞弟)为副校长,由原辽西军区机关为基础在当时的解放区辽宁安东(即今丹东)组建而成。开国大典上的海军军官队伍正是安东海校学员。1949年11月安东海校解散,除校长邓兆祥另有任用、部分人员重新分配外,以副校长张学思、政治部主任李东野为首的校直机关及大部分学员即搬迁至大连直接转化为大连海校。当时的海军司令萧劲光虽然身兼校长政委,但仅挂虚名,很少来校,我在大连5年就没见到过。实际的负责人就是副校长兼副政委张学思,加上政治部主任李东野、稍后到达的教育长老红军胡绵第等才是大连海校真正的创始元老。

共产党领导下的海军学校政治正确当然是第一位的。但作为一支高技术的海军,尤其是培养军官的海军学校。团结与组织一流的师资队伍可以说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是要充分发挥起义海军技术骨干的实践操演经验(重庆号与灵甫号都在英国受过正规训练)。所以像航海、通信、损管、枪炮等教研室、实验室他们几乎都是主角,学员们的军容、仪表、队列训练也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且不说灵甫舰的尚雷,因为他是文工队员尚世芳、尚世霞的哥哥,文工队员们都认识;重庆舰的毕先纲(?)也很活跃,不仅在文工队、在机关中的名声也很大。然而这些只能称为专业人士。另一方面重庆号是相当于国府旗舰的最大军舰,应该是藏龙卧虎之处。且此次起义还有额外收获:如将参加过二战盟军诺曼底登陆的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卢东阁等带了过来,他们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专家级人才,当时也被委以重任。再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出发由北大、清华等高校聘请一批教授来海校任教,以提高军事技术的理论水平和推动军事科学研究。初创时期(1950-1951年)的大连海校学员以在读的高校和高中学生为主,也招收少量地方、军队干部子弟。学员的政治素质和学业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整个海校洋溢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既重视思想教育、思想改造,又尊重知识、尊重人材的宽松气氛。

作为一名政治部下属的工作人员,我们接触较多的是李东野主任,很少有机会接触其它校级领导。比如教育长胡绵第我是在一次校直机关三反、五反动员大会上听报告时才认识的,给我印像深刻的是他自我检查说:“1935年长征的时候我贪污过一条皮带,被我吃了”。又比如副政委刘华清虽然1952年5月已到校,但我是在他取代晋升去京的张学思成为副校长兼副政委(即新的实际的负责人)后的1953年才知道的。张学思始终给以儒雅军人印象:军容整齐、身姿挺拨,语言简洁、但音调不高,严以律已、宽以待人、有时还不乏幽默感。我在校园曾亲自见证过这么一幕:路上有一干部军容不整在行走,张并不训斥或查询其所属部门,只是上前叫住“同志,我建议你军装外贴张纸条,写上内有新衬衣一件”,令被叫者羞涩不已,当场将衬衣塞进军裤,敬礼而去。我们更多见到他的场合是听报告,“尊师重道”的名辞,我第一次就是从他报告里听来的。

我记得当时总校(后来的一海校和二海校)政治部下设科室负责人和熟人如下:

    秘书科科长高玲(女、李东野的爱人、阎宝航的女儿)

    组织科科长谢雪萍(女、张学思的爱人)

    保卫科科长孙毅

    宣传科科长丁毅(后曾任海军修造部设计处处长)

    文化科科长董萍(后曾任一海校学员二大队政委)

    青年科科长沈坚

    文工队队长张先择

    文工队指导员史久华

    文工队分队长王殿彬、冯景湖、刘德全、王桂梅(女)

    文工队队员沈长怡、马佩宗、高永吉、黄世芬(女)

    二海校青年科科长刘斯

    二海校保卫科干事张同嘉

尽管与地方相比部队的等级观念相对较强。比如干部和战士从服装样式就可立即区分;又比如干部按职务也是等级森严的,大连海校总校(后来的一海校和二海校)校级干部为军级,分校校级干部为师级,总校(后来的一海校和二海校)科级干部为团级,即使同样为科员也可按职能资历有营、连、排级的区分,文工队队长和指导员为营级,文工队分队长为连、排级等。且部队组织纪律更严格,上级的命令下级必须绝对服从,没有讨论商量的余地。但是在个人关系上还是相当平等、相对尊重的。

我对文工队记忆深刻的原因,一它是我参军报到的具体单位,二是如前所述居住环境、我虽调离但仍与队员们长期居住在一起或相近,三是与某些年龄相近、志趣相投的队员,我们节假日常玩在一起,后虽在异地却几十年从未中断过联系。

在接触过的职能科室中,我几乎都是从最底层做起,领导人全都是老革命,有象谢雪萍、高玲这样延安培养的老干部,而且是校领导的夫人,高玲本人还是高干之女,但没见过她们颐指气使、傲慢不逊对待下级,总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地布置或检查工作。也从不作官样文章,一次都没从她们口中听到过官话套话。也有象刘斯那样年纪较轻的干部,虽然我不瞭解他的背景,但从刚结婚的事实证明其县团级是无疑的。他同样平等待人,作为他的下属我从没感到任何压力。尤其得知我即将调离大连时,他与太太(忘了姓名,只记得是大连工学院团委书记)在其家中设宴为我送行。除了嘱咐我到新岗位可能要独立工作外,别无其他多余闲话。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白酒,和其他人的酩酊大醉不同,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睡着!至今记忆忧新。

在二海校我不得不提还有一位同事是保卫科干事张同嘉。他其实与我一样是从总校调过来的。我记得总校保卫科共两位干事:他和萧荆。但因为不住在一起都不太熟。寺儿沟与老虎滩不同之处是没有那么多的小洋房,办公室在楼房内,住房设在一个像仓库一样的大统间内,虽然不是睡通铺,但铁床一个挨一个的一字排开也差不多了。而我与张同嘉恰好挨在一起,他年纪比我大,级别比我高(连级),见识肯定也要比我多,很多地方我当然要向他请教,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当他得知我家庭情况,问我父亲现在在那里?我回答不知道。他告诉我其实与有具体下落(比如去了台湾)相比,下落不明更麻烦。以后的经历证实确实如此。

应该说在大连的五年生活是相对艰苦的,参军前后并没有多大变化。外界一直传说海军待遇高,其实这是误解。只有执行海勤的舰艇部队和海校学员队,才穿呢子服吃海灶。其余人员和陆军一样穿布军服吃大灶。可能是演出需要,文工团(队)员们比较特殊,虽然同样吃大灶,但却发呢军服。我记得节假日经常约二、三好友去大连百货大楼二楼吃什锦炒饭以自我改善生活。但精神上这是我生平最愉快的五年。这可能要归为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当然和解放初期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有关;其次是本人当时比较年轻、比较单纯,还没充分体验错综的社会脉络及接触复杂的人际关系。再次我放弃学业参加工作就是相信共产党的自愿行为,至少在大连海校我所碰到的领导和接触过的人群中,我广泛的感受到平等和尊重,也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我参加工作和参军以后受到的教育、学到的东西及当兵的生活实践,也种下热爱解放军,以当解放军为荣的观念。

父亲的回忆——80年风云4:历史转折期的少年(1945-1950:从上海到大连)

1945-1950年是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的转折期,是社会变化的动荡期,也是我10-15岁少年成长期。这种转折与动荡不可能不影响人生的成长,也必然影响个人世界观的形成。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人们为摆脱日寇统治,迎来国人扬眉吐气新时代而兴高灿烈。然而从大后方来的接收大员们并不急着整顿混乱的经济、解决迫切的民生问题,而都忙于争夺各自的私利,即出现了五子登科歪风。所谓五子是指位置(官位)、票子(钞票)、女子、房子、车子。按常理一个10岁少年对这种社会问题还不该有什么理会,然而目睹重庆归来的父亲急着要解决与母亲的关系纠葛,并亲历向父亲催讨学费的周折,几乎就是五子登科丑象中女子问题的一个生动写照。它一下子使我明白许多,顿悟许多。这也许就是我思想早熟的重要原因吧!
  1945年9月我考入市立和安小学(我毕业时已改名上海市第十一区中心国民小学,即现静安区第二中心小学),地址在成都路,我至今仍然记得该校校歌开宗明义交待了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
吴淞江上新闸桥旁,和安小学历史悠长,啊,一堂学子百千强……
因我系失学三年后重新入学,基础较差,加上四年级后半学期又生了一场伤寒(那时伤寒是重症,幸亏母亲及时找到伤寒名家张聋甏医生,才捡回半条命),所以学习成绩平平。在班级一般排名第12、13位。平时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国文。
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毕业的班主任都是年纪已五十出头的国文老师沈如钦先生,他不仅是我的学业导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我的字写得较好是那时写毛笔练出来的;文字格式规范也与那时作文格式的严格要求有关;以后工作经验总结或研究成果发表写文章,即是由五、六年级时两周一篇作文煅练出来的。即使逻辑思维的形成,也由写作文养成的观察分析事物打下的基础有关。可惜自1948年离校后再没见过他。1957年我从部队回沪探亲时曾专门去学校探询,当时教研室的一位老师告知我,沈老师早已退休回青浦乡下,并于去年(1956年)离世。这位老师对我说难得你现在还记得他。
  1948年9月考入私立国强中学,读了一学期觉得没劲,于是在1949年2月考入市立吴淞中学,插班初一下半学期。然而这时国内形势出现巨大变化,解放军于4月21日渡江。吴淞地处前线、且吴淞中学还驻守着国民党军队。于是开学仅仅二个多月学校只得暂借市区格致中学继续上课(他们上半天上课,我们下半天上课)。事实上从学校暂迁市区开始中共地下党几乎已半公开活动,组织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准备迎接解放军解放上海。5月25日解放军进入市区,5月28日上海全部解放,我和不少同学都积极参加了人民宣传队:慰问解放军、向群众宣传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参与庆祝上海解放的游行活动。相隔不过一个月,6月份学校又迁回吴淞上课。我并填表加入上海学联参与课余的宣传活动。后来又参加三野特种兵文工团团长于丁指导的学校腰鼓队,更多地参与校外宣传活动,11月由学校陈紫霄老师介绍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
此时学校虽然仍在上课,但我已下定参加工作的决心。先是报名三野九兵团文工团,麻袋厂大伯伯说:现在全国都快解放要搞建设了,你还参什么军?正好看到上海青年文工团招收团员的广告,我又去报了名,通过考试终于被录取。回想在吴淞中学这两个学期,对自己虽然很重要,但毕竟时间太短、变动太大,以致本班同学名字大都已模糊(只有1954年在部队遇到过的吉子平是例外),而课外活动的高中同学如郑法理、叶俊秀等则是难以忘怀。这都是题外之言了。
到青年文工团报到时才知道这次录取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本团自招,另外部分是为旅大青年文工团代招的,而我正属代招之列。回家征得母亲同意决定应招。
春节后我与十几位被录同事启程前往大连。当时除了我年纪最小(15岁)外,现在能记得名字的还有:
白苇,初中生,上海青年文工团团员白芦的妹妹;
潘积妙、张健碧,一对要好的高中同学;
章以萍、陈敏,一对高中同学情侣;
张健民、张新民,一对堂兄弟,哥哥是店员、弟弟是学徒;
钟志坚,曾是上海海关合唱团团员;
陈经迪,职员、擅长摄影;
郑幕铎,职员、擅长木刻;
丁立人,职员、擅长胡琴;
吴X甫,店员、擅长京剧、胡琴。
从上海出发,用三天两夜先在南京让火车摆渡到浦口、再通过天津、沈阳二次转车才到达大连。青年团旅大市委会宣传部将我们作为旅大青年文工团(筹)暂时安置在火车站附近一座大楼内。但并没有派其他专职人员组建领导班子,只有一名联络员负责通联安排,让我们自行进行业务锻炼和政治读报学习。期间我们也排练过一台小节目去旅大人民广播电台演出过。后来才知道那时因为编制没有落实,旅大青年文工团正处于难产之中,一直到5月份终于胎死腹中,决定将所有人员另行安排,宣布解散。
这时我们到大连已经两个多月,开始对此地有初步了解。它和东北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有更长的殖民地历史。其他地区是9.18以后才被日本占领,而旅大地区先是由俄国管理,日俄战争俄国失败后日本又占领了50多年,抗战胜利苏军仍然驻守至今。它在许多方面不可避免烙上殖民地印记。首先从城市的名称说起,不论城区规模、还是经济发展,旅顺都远小于大连甚至还不及它的一个街区,但占领者看重的是旅顺军港,因此那时叫旅大市而非大连市。其次是人口组成,虽然大部分仍是中国人,但俄国人(当地人称大鼻子、老毛子)、日本人(当地人称小鼻子)、朝鲜人(当地人称高丽棒子)、混血儿(当地人称二毛子)所占比例相对较大,几乎随处可见。再次是城市建设和格局,那时除青泥洼桥、中山广场外很少有高大建筑,当然俄式的秋林公司大楼和可将汽车开上二层的日式火车站大楼(据说原先准备迎接日本天皇的)是例外。市内平坦的街道不多,也很少见到像其它城市那样成排排列的开放式商店。起伏山坡上布满着俄式、日式小洋房,有时单门独户的小商店分散在其中(要进门才知道卖什么),自行车在这很难有用武之地。最后是老百姓语言混杂,受俄语影响的:如面包叫列巴、黑面包就叫黑列巴,白酒干脆叫伏特加,面包酒就叫葛瓦斯,打招呼的有达瓦来西(同志)、斯巴西博(谢谢)、赫鲁少(好)、麻达姆(妇女)、少达子(当兵的)、格必丹(军官)……;受日语影响最多的是将日文汉字直接变成汉语,如大连火车站叫大连驿,邮局叫邮便,钢笔叫万年笔等。当然也有将日文读音直接当汉语读的如将衬衣读做“外瑕子”等,弄得我们这些外来人莫名其妙。
生活上我们享受供给制,温饱虽不成问题,但一则当时整个经济条件较差,粗粮是主粮;二则南北生活习惯相异,刚开始对苞谷、高粱有的难以下咽,有的则排不出去。吃饭一度成为难题,个别人坚持不下去——如张健碧大约只待两星期就走了,其他人确实也经历了艰难的适应过程,其间也会从有限的津贴中挤出一些去小铺买个肉火烧(肉烧饼)既吃到细粮,也享受了荤腥,以改善自己的伙食。
所以当解散的决定下达后,大部人还是留了下来。其中张新民目标明确地要求去旅大文工团舞蹈队,经该团考核被录用了(改名张毅,后成为该团台柱,一直到80年代还很出名)。几个青年团团员:我、白苇、潘积妙、应该还有章以萍被推荐进入中共旅大党校青干班(二期)学习。可能因为难以与恋人拆分,章实际没有报到,以后再也没有他俩的消息。58年我从部队复员回上海,郑幕铎曾从昆山来找我,说是因病返回家乡,可后来断了联系(1959年我曾按他留下的地址:昆山市前进路前进新村22号,被邮局以地址不详退回)。钟志坚、陈经迪参加过公安部队,钟复员后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80年代我们还见过面。顺便交待一下,那位在大连只待两周回沪的张健碧,其实还是参加了公安部队,不过仍留在了上海。
50年6月初我们正式到党校青干班学习。同班的学员大都来自旅大地区工厂、学校等基层单位团组织,很少有像我们这种既无社会阅历、又无青年团工作经验的学生。那时过的是半军事化生活,睡通铺、吃大锅饭,天天出操煅练。学习方法是听大报告、小组讨论、个人写学习总(小)结。学习内容有《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大众哲学》(艾思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事形势及青年团工作等。当时大连化工总厂出了个为抢救国家财产而不怕牺牲的劳动模范赵桂兰,在时事形势学习中,我写了篇题目为“我能不能像赵桂兰一样”的小结,结果被学校选中刊登在9月份旅大日报副刊上(后来事实证明这篇文章的刊出对我的人生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在青干班学习期间,6月份爆发朝鲜战争、10月份志愿军入朝参战,全国掀起抗美援朝高潮,青干班学员几乎全都报名参加志愿军。但在12月初培训结业时,大都没被批准,而是返回原单位。只有我们几个没有单位可回的被批准,不过不是去朝鲜当志愿军,而是在国内当解放军,或进入公安部队。我们三个从上海参加工作的,加上一位大连参加工作的陈泽福被分配进入解放军大连海军学校。我也算结束了少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