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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原先我父亲只身来上海打拼。可能为了隐瞒以前的婚姻，很少提及原籍状况。以致我们只知道他是浙江崇德（今桐乡崇福镇）人，是城镇还是乡村，其本人经历、学籍、亲属等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严格地说我家的亲友圈应该只是我母亲家的亲友圈。
我外公家兄弟三人，外公排行第二。外公早年经商，从事化工颜料的进口业务，其实在我出生前早已过世。我母亲兄妹三人，小舅早殁。大舅徐宸枢有过二次婚姻。第一次婚姻育有秀珍（女）、根富（男）、三毛（女）、美珍（女）、小妹（女）、根发（男） 等六个子女。大舅早年在外地工作，一方面子女众多负担较重，另一方面这位夫人非常强势（好婆婆称她为白相人嫂嫂），婆媳关系根本无法调和。这也是外婆长期居住在我家的主要原因。其六个子女除根富有时会探望老人，老人过世后每年春节也会探望姑妈（我母亲），其余基本无来往。
大舅第一位夫人去世后，在杭州与乐清籍女子有了第二次婚姻，并育有秀丽（女）、根宏（男）、根荣（男）等三个子女，这已是解放以后的事了。由于经济负担沉重，家庭生活相当困难，1958年外婆忍痛将外公遗留的宁波市区白马庙弄房产产权传给了他（关于此一房产，我不知母亲是否知晓，在当时我可是第一次听说），事实上他当即转卖贴补了家用。文革开始因历史问题（当过矿警）被下放到余杭农村。可怜大舅此时已年近60，很难从事体力劳动。幸亏农村出身的舅妈吃苦耐劳，才勉强养活一家五口。文革后期他家的生活更趋困难。大舅几乎每年都会来上海一次，一般都住我家并探询他前妻所生子女，据我们所知除根富以外，其余子女都不愿给予补助，倒是我妈总是会给予适当资助，我们（我和姐姐两家）作为东道主也会在临行前赠送一些实用物品作为补贴。1978年年初大舅邀请我们参加秀丽婚礼，而此前我们还从未去过余杭乡下。婚礼当天早晨我和姐姐、姐夫、大可四人从上海乘长途汽车出发，抵达余杭车站时，正值大雪纷飞，我们顶风冒雪一路步行寻访总算顺利到达超山附近目的地，得以准时参加婚礼。说实在的上海客人的来到，也在当地为女方争得了面子。当晚我们就住宿在他们虽略有透风、但仍保暖的家中。并在第二天由根宏、根荣兄弟摇舢舨送至塘栖镇，让我们少走了很多田间小路，并可从铁路更便利返回上海。需要指出的是秀丽的同父异母兄姐竟然无一人参加此次婚礼。
徐瑞记是堂舅徐汉堂（我外公长兄之子）所经管的一家日用百货批发商店的名称，地址是今东新路（那时叫东新桥）附近一条弄堂里，楼下是店堂、楼上是住房。除堂舅夫妇及他们二个儿子小峰、小栋外，堂舅的母亲及仍待字闺中的妹妹也住在一起。徐瑞记曾经与我家关系密切的主要原因是：在地域上它虽属于法租界，但与我家旧居九亩地相距很近，两家甚至可以说是隔路（民国路即今人民路）相望。因此徐瑞记是我家进入租界的中转站。在逃避日寇入侵时是跳板，在眺望陷落故居时则仍然是立足点。我前面提到的法租界铁丝网边其实就是它们家弄堂外。徐瑞记另一个不被遗忘的原因是：那时从新闸路我家去东新桥都乘3路（山海关路-东新桥）有轨电车，它是我幼年人生最早的重要记忆。
西摩路金家（可能是我外公长兄的女婿）。所住三元坊其实与我家同在新闸路上而相距稍远，因接近西摩路（即今陕西北路）而呼之。金家住在弄底不记得几号，但住的却是当时我家亲友圈中最好的洋房：不仅款式新，而且全套西式洁具，尤其印象深的是该弄与大同中学（今五四中学）操场隔篱笆相望。学生课间的打球欢笑声，至今犹在耳边。金家男主人是个医生。印象中他们有一个子女生理上似乎有些缺陷。
徐瑞记与西摩路金家，那时主要都是外婆在走动，确切地说我年幼时是她带着我，她年老时是我陪着她。1950年2月我离沪参加工作，记得我到达大连，曾分别写信给这些亲友们报过平安。没有想到一别7年，1957年才获得探亲机会，此时外婆因年老体弱，很久没人陪伴随走动，有的就失去音讯，与徐瑞记及西摩路金家两家从此断绝了来往。
麻袋厂大姆妈（徐凤珍、小名阿娥，是我外公小弟的长女）。丈夫王听涛我叫大伯伯，在日商麻纺厂当工长，就住在工厂宿舍。在我上小学暑期曾去居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她们女儿王嫣然已去南京中央大学读书，儿子王剑云（安然哥）在胶州中学读书，曾领着我这小弟去逛过胶州公园的八百壮士收容所。我当时还不明白，国民政府为什么不优待这些抗日英雄？解放后安然哥考上沈阳东北工学院，我在大连还给他寄过苏联出版的中译本列宁全集双卷版。他大学毕业分配回上海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当工程师。以后就顺理成章的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可惜他英年早逝跑在自己父母的前面。幸亏靠妻子支撑养大了二女一子，女儿们都有出息，儿子却因高考失败而失智，可能要终老精神病院。
麻袋厂大姆妈自幼失去父母，弟妹都是她拉扯大的，所以都视以为母。妹妹阿毛阿姨从童工开始，一直在统一纱厂当女工。弟弟徐信威其实比她自己女儿大不了多少，但也从学徒开始一直在麻纺厂当工人，而且成了地下党。解放后一直从事工会工作，（据说曾任厦门总工会副主席）。
绍兴路冯家。是我外婆家的远亲。其岳母比我妈高两辈，称她为小舅婆。她的女儿，也即冯太太虽然比我妈年轻，但我妈叫她阿姨，我称她为小婆婆，而我大姐当年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公公介绍的。冯家家庭殷实书香门第，夫妇育有一个女儿肇章（冯慧新）并领养了一个儿子肇基（冯家声）。肇章从小品学兼优，但在上大学时突患精神抑郁症，休学期又与补课的外文老师付启人（当时认为他政治不可靠）谈起恋爱，而此时公公的糖尿病已入膏肓，且很快离世。按辈份肇章应该算我阿姨，但实际年龄比我小两、叁岁。她的生病、恋爱以至家庭变故都发生在我从部队复员回上海以后。当时无人可商量的小婆婆多次找我讨论对策，从此两家关系更加密切。事实上肇章付启人后来的婚姻关系很稳定，她们的儿子海贝，还是小婆婆带大的。小婆婆去世后 ，她家开始从绍兴路搬迁至南江路，接着又因世博动迁，干脆搬迁至苏州。前些年我还去苏州探望过。冯家养子肇基从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并在那里成了家。小婆婆生前并没亏待他，但又怕肇章脑子不清醒时误事，所以事先将留给他的一些首饰存放在我处，小婆婆去世后他才从我处取走。
堂舅洪才祯，是徐家重要的亲戚，我不仅说不清是何种关系，而且还不知道究竟住在上海何处，因为家中有事总是他上门的。但我知道他是银楼的跑街先生（外勤-采购或推销），路道粗、人脉广。家里很多对外关系都由他出面去打交道，尤其外婆涉及宁波的事务，诸如庙弄故居租赁、徐家坟山打理、外公忌日祭拜等等杂项，更是非他莫属。才祯舅老家在宁波，儿子读完中学来上海学生意时我曾见过。那大概是1958年，他人高马大、一表人才。可惜没留下联系方式，后来与他父亲一起没了音信。那是外婆过世后，她的棺木运送及与外公合葬事宜照例仍是才祯舅按排的，但此事办理妥贴后连他自己一起都没了消息。2011年信威舅曾经用才祯舅文革前留下的地址给宁波写了封信，但很快被邮局以地址不详退回。当时所写的地址是宁波市镇明路苍桥头郁家巷五号。从地图上看镇明路苍桥路都是存在的，2013年我按此地址，实际去宁波市中心探询过，苍桥头找不到。然而苍桥路底确实与镇明路交汇，或许可以理解为此处为苍桥头，但郁家巷并无踪影。据当地老人介绍，此地的街道、房子十几年前就拆掉改建，此处早已名是人非了。
好婆婆（人称吴家姆妈）是原九亩地的老邻居。813逃难后搬迁至法租界钜赖达路（今巨鹿路）厚德里（已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好婆婆与我家的关系确实如此，即使后来变成了远邻，关系依然亲近。好公公姓吴，是个商人，我们很少见到他。因好婆婆不育、以传宗接代为由他理所当然的有了外室；后来同样因好婆婆不育，担心其老来无伴，特地将外室所生的一个女儿蕴珠，过继给她。好婆婆自青春至迟暮不仅肤色细腻、容貌清丽、气度高雅，而且思路敏捷、善于抓住事物本质、言辞犀利、疾恶如仇。小的如早期对我父亲本质的分析，大的如私下对江青为人的评论，几乎都准确无误入木三分。可好婆婆最终并未如其夫所愿——孤独而去。蕴珠当年下乡去了东北，结婚后在徐州华东石油管理局工作而离开了上海。
高高阿婆（人称劳家姆妈）也是原九亩地的老邻居。因居住在高高的三楼而呼之。813逃难后搬迁至英租界极斯菲尔路（今万航渡路）。高高阿婆还是我妈妈过房娘（干娘），她有两个儿子劳为公、帅为中，抗战初期随国民政府去了大后方。后来劳为公还考取青年远征军实际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员进入商务印书馆回到上海（那都是后话了）。那时母子间经常有书信来往，而我父亲与家里的信息来往却越来越少。因而我母亲常去她那里打听消息，父亲在重庆再婚的消息就是由此得到。如今看来虽然结婚的对象有些出入（当初告知的对象是立法院副院长梁寒超的女儿）、但再婚的事实准确无误。或者也可以说这也为抗战胜利后我母亲能坦然面对婚变提供了充分思想准备。

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胡彦云原先只身从外地来上海打拼，他好舞文弄墨，在报章刊文赚取开销和名声，并结婚成家立足上海滩。后为谋求发展又去南京，投身在国民党太子系（孙科）门下。抗战爆发随国民政府去重庆，任职于孙科、梁寒超为正副院长的立法院。光复后回上海任市府总务处（相当于秘书处）处长，解放前夕任旧市府代秘书长。据说上海解放时他与当时的公务局长赵祖康（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一起向解放军军管会交接了市政事宜。解放后先寄居在天津李烛尘（曾为全国工商联主席）处，后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不过解放前后的这些情况大都是后来（文革后）收集的。现在看来政治上他还是头脑清醒的，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抉择。然而生活上却是道德沦丧的——也许他还认为此时正好趁乱远走他乡逃避责任呢（事实上我母亲与他的婚约，还是解放后经过人民法院判决通过登报声明正式解除的）。这种政治和生活上反差，看似矛盾，实质都是实用主义一脉相承的。他心目中并没有崇高信仰和永恒爱情，为了现实利益两者都可随时抛弃。我曾经认为父亲有过二段婚姻，即第一段在上海与我母亲的；第二段在重庆与所谓抗战夫人的。文革期间从外调人员口中还得知，其实这二段之前，在淅江崇德乡下他还有过一段与真正原配夫人的婚姻。也就是说他的这种背叛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需要申明的是我并不认为离婚一定是背叛，但隐瞒实况的重婚肯定是背叛：他与我母亲结婚时从未提起过乡下的元配、与抗战夫人结婚时肯定也遮盖了上海有家小的事实）。原先因与我家失去联系，我认为他可能去了台湾。我的人事档案可能也是按此推断记载的，在“阶级斗争”年代这种状况对我们（我和姐姐）人生轨迹的影响肯定是极为负面的。
从记事起我就没见过父亲 ，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回上海见到二次，而且我一生就见过这二次。第一次是他刚回上海来家，可能是和母亲谈判分手条件，我只和他见一面就退出了，印象不深；第二次是我考进和安小学去汉口路市府总务处讨学费，印象深刻。原因有两：一是对我的出现父亲颇为惊慌，问清原由，拿出钱，嘱我“不要再来，以后钱会送到家的”，并派人将我送出大门。二是在回家的电车上，一个男子突然抽了我一记耳光，声称我偷了他钱并要检查我的口袋。我哭了起来。幸亏车上有人主持公道要该男子说明丢失的数额，经核对不符后他才灰溜溜地中途下车。此事使我永生难忘。
我母亲徐缕云出生在殷实的商人家庭（可能是进出口商，因为我幼时家中有过一些德国拜耳公司的马口铁颜料空罐），曾就读于上海民立女中，原有过一次婚姻。为抗拒家庭包办婚姻、取得经济独立寻求上海妇女协会帮助，由此走上职业妇女道路（机关文员）并与我父亲结识而联接姻缘。婚后她仍外出工作，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租界母亲失业在家，家里又断绝了从重庆来的经济来源，母亲只得靠帮人织毛衣、裁制衣服维持生计，最困难时期曾与姐姐一起冒着日本鬼子搜查危险跨越铁丝网去郊区背米。抗战胜利后一方面对丈夫彻底失望、另一方面社会乱象丛生，促使她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家里订阅的是《周报》、《观察》，看的是《文汇报》、《大公报》等左倾报刊。对国民党政权完全丧失信心。
我有二个姐姐，估计当时我们的名字都是父亲起的：要将大姐培养成温顺贤淑的“亚君”，企盼吵闹的二姐能趋向“静之”，期望我这个儿子“宁先”勿后。当客观条件变动美好愿望随之烟消云散。事实上有的事情早就有端倪。我家的一个老友（好婆婆）一直说我父亲不是善良之辈：因为嫌烦（嫌二姐吵闹）执意将幼小的亲生女儿送人。从记事起我确实也没见过二姐，直到1958年我从部队复员回上海后，才与母亲一起设法找到她。虽然因为日本侵华大家生活都很艰辛，但毕竟我和大姐还随时受到母亲和外婆的庇护，但她却比我们遭受更多的苦难：养母早就过世，从小就生活在刁钻后娘的阴影之下。幸亏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中专毕业后她找到了稳定的工作。
大姐从小在著名的万竹小学（今上海市实验小学，其校址可能是旧九亩地仅存的建筑物）上学。8.13进入租界后也没读完小学，就进入工厂当童工，以她13岁的身躯支撑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家庭生计。同时她并没有放弃学习：一边做工一边读夜校，抗战胜利后又从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上海银联（银行钱庄业联谊会）舞蹈队，定期去南京路慈淑（今东海）大楼排练，经常参加进步的、甚至是激进的公开文艺宣传演出（有山那边哟好地方等内容），有时我也跟着去参加过。据我观察在那里对于其内部人员可能的地下党员身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当形势紧张有的人要撤退，事先也大致知道。正是这些从解放区来的原撤出人员成为解放后组建上海总工会文工团、上海青年文工团等文艺团体的骨干，而大姐是解放后正式参加上总文工团的。尽管她一直在工会系统工作，而且时至今日与那些口是心非的“毕福剑”们相比，她的思想观念远远要正统得多，但她终久只是非党的布尔什维克。
在我家另一个重要成员是外婆（我们叫阿婆），在一定程度上我甚至觉得比母亲还重要。这是因为当母亲、姐姐外出、上班时她是我的唯一陪伴者。当她探亲访友时，用她的话我还是“跟屁虫”。也因此我成为家中与很多亲戚的联系人，最明显是我参加工作离开上海9年，开始是无人陪送，外婆年迈直至离世，与好几家远亲从疏远到断绝了联系。外婆满口宁波话，思想相对保守。尽管末代皇帝傅仪下台二、三十年，还当了伪满皇帝，但遇她的口头禅仍然是从前的老话：“万关、万关、真万关，宣统皇帝坐牢槛”（不得了，宣统皇帝关槛牢啦！）。但她绝对爱憎分明的，恨透了“日本小东洋”。我想我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以至对传统文化习俗的传承，更多应该来自她的言传身教。

1935年1月我出生在上海南市小北门九亩地（今露香园路青莲街之间）。1937年8月13日本侵犯中国地界，全家逃难至英租界。这些都发生在我懵懂无知尚未启蒙阶段，以至于当时究竟是何种居住环境、什么房子都几乎没有概念（但是从早期留存下的照片看显然住得不错，尤其有一张骑木马与奶妈的合影更显示条件的优越）。然而当我稍长，站在法租界铁丝网边安南巡捕（警察）腋下透过空旷的民国路（今人民路）张望四明公所围墙后的旧居而不得入时，我们这代人对日本人的敌意早已印入心底。
在英租界我家住在新闸路920弄（福康路）福鑫里36号。福鑫里是石库门建筑，前弄都是一上一下，后弄大多是二上二下 、个别也有三上三下的。
按原设计一上一下应该只住一家人。但当大批逃难者涌入租界住房不敷应用时，虽然并未达到“七十二家房客”的夸张程度，却也有前客堂、后客堂、搁楼、前楼、后楼、灶间、亭子间七家人。我家住的亭子间，最多8平米。当时有5个人，妈妈、姐姐、我合用一张床，外婆、小舅舅合用一张双层床（小舅舅其实住的时间并不长，不久就因结核过世）。房内除一只五斗橱，只放得下一张吃饭小桌。开始时煮饭是在晒台上。
36号二房东是前客堂的赵德生家（其父在邮局工作），后客堂是张贵生家（其父是出租车司机），前楼先后由唐小姐、蔡小姐等单身女性独租或合租；后楼的孤老太和搁楼夫妇都是摆摊的；灶间开始是出租的，后来还是退作公用。
赵德生和张贵生比我大五、六岁，而且经常欺侮我，所以很少与他们来往。我家后门对过二上二下是商住兼用的，开着一家王记印刷厂，老板的小儿子王介文、与我年龄相仿，我们一度成为朋友，但我离开上海后失去联系。
我记得福鑫里40号左右有个三育的学兄李宾权（他还有个漂亮的妹妹）、弄口某号有以后吴淞中学的学兄杨富莱。据说后来的乒坛名将李富荣也住在福鑫里，可惜当时无缘结识。
我小学就读于福康路内的三育小学，读了一年半就因家庭经济情况恶化而中断。以后二年多白天摆小摊（卖地力糕）补贴家用，晚上断断续续上义务夜校直到抗战胜利 。在三育小学我认识了住在白鹿坊的同学郑沪生，而且成为我直至今日的最好朋友。
70年前，福康路叫路其实只是一条南北向底部封闭的大弄堂。前部的东侧是福康里的支弄、西侧是赓庆里的支弄，而且支弄铁门都是封闭的（可望而不能行）。换句话说福康里和赓庆里都有自己的总弄直通新闸路 。而后部东侧的福鑫里和厚福里、西侧的白鹿坊和三育小学，福康路才是真正出入口。其实它也是我儿时活动的天地，似乎是当时生活的中心。
福康路东侧还有上海红十字会及一个大菜场，往东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有卡德大戏院，再往东是大通路（今大田路）在山海关路口有工部局育才中学和3路有轨电车的起终点站。往西是麦特赫斯德路（今泰兴路），在爱文义埃路（今北京西路）口的丽都花园（今政协俱乐部）、再往西戈登路（今江宁路）的美琪大戏院都是看着它们一步步建造起来的。这些在今天看来很近的地方，当时觉得已是离家很远的重要场所了。
附带说一点题外的东西：最近看到一些关于上海租界的抗日电视剧（或电影），我觉得虚假的东西太多了。别的不说，那时路上汽车本不多，我见过两旁站有特务的方方正正轿车、根本没有流线型的轿车——它是抗战胜利后才出现的。希望那种“20、30年代的兵，握40年代美式冲锋枪、乘50年代流线型轿车、 戴60、70年代大三针手表”的怪事再不要发生了，导演们请都学点起码的历史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