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我回到上海，在姐姐家妈妈床边搭了个铺，算是安了家。马上去民政局登记寻找工作。所幸，不到半月就接到去珊瑚化工厂报到的通知。就这样我完成了从军人到平民、从干部到工人的角色转换。但我知道没有技能、缺乏经验、对化学的一窍不通，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好在我年纪还轻，只要肯吃苦、愿学习，凭自己努力，照样可以有所作为——像在部队时那样立足社会、取得成绩。
珊瑚厂是个公私合营的小厂，主要产品是有机玻璃和造牙粉（在当时可都是高档产品）。工厂按技术工艺和生产需要划分为单体合成、本体聚合（有机玻璃）、粒状聚合（造牙粉）、设备保全等车间，但其中有机玻璃车间是全手工及劳动强度最高的。全厂总共才百十来人，而像我这样的复员军人就招进三十来个，其中一多半分配在有机玻璃车间，而我恰恰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方面繁重的体力劳动使自己产生降低劳动强度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1958年正值大跃进时代，便自然地投入技术革新潮流，在生产中提出多项改进建议、积极参加并实现了本车间预聚合工艺的机械化改造，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当年9月份被评为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此后，我被车间安排参加新产品的试制，每年都会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所以1959-1964年间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区级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或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另外还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我厂有机玻璃预聚合操作中的技术革新”（《《化学工业》1959年第2期）。
尽管屡屡受到嘉奖，职务从工人变为技术员，工资也从刚开始的48元慢慢上升至72元（这在当时算是较高的了）。但自己内心始终是不踏实的，虽然在工作中，我凭借常识与经验解决过一些生产难题，但有些问题仅凭常识与经验是无法解决的，有些问题即使解决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感觉到自己化学知识、尤其是实际从事的高分子化学知识严重不足。所以一方面去业余（夜）学校进修，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市科协举办的高分子化学专业讲座。然而这种另打碎敲的方法，对帮助自己的效果并不大。所以热切希望有系统学习的机会。1964年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采用学校分配名额、单位推荐、学校再通过考试录取的方法在化工系统招生。1965年我虽然得到推荐，但文化考试不合格并未被录取。我很着急，给业余工大江征帆校长写信：诉说我对专业知识的迫切追求，希望学校能网开一面允许我旁听上课。很快学校教育长李立群回信告知：经学校研究同意作为试读生进入化学专业试读。我欣喜若狂，当然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从此投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周三个半天、占据二个半天工作日）的苦读，所幸经一个学期的坚持我终于跟上进度没被淘汰出局。尤其值得高兴的是通过学习，有些内容对理解与解决生产问题起着实际的帮助作用。例如作为有机玻璃生产模具的普通玻璃，其表面质量决定有机玻璃的表面质量。尽管普通玻璃事先进行碱洗、水洗、烘干、酒精擦拭等多道工序，但有机玻璃产品表面有时仍难避免出现隐约可见的水波纹质量缺陷。它曾使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有机化学醇淦生成机理的学习，终于悟出碱性的玻璃表面和酒精（乙醇）的反应物是它的元凶。总之，通过学习对解决生产难题、对深入钻研学问产生了很大信心。也为我后来学业水平提高奠定了基础。
1959年-1962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时物资严重缺乏，很多家庭粮食不足、孩子营养不良。尽管生活艰辛，精神上倒并不像现在想象的那么压抑。相反人们大多能泰然处之平静对待，不管怎样生活照样还要继续。在工作单位我依然是个文艺积极份子，组织群众合唱团，参加单位和区里的文艺活动。下班回到我寄居的姐姐家也就是上海总工会家属宿舍（江西中路481号），院中孩子很多，他们和我姐姐家的孩子差不多大小，所以都跟着叫我阿舅。因为我喜欢唱歌，除了传统革命歌曲、当时流行什么歌、电台播什么歌我就唱什么歌、小朋友也跟着唱，有时也听我讲故事。俨然过着丰富活跃的“孩子王”阿舅业余生活。
在481号虽然我的业余时间主要与孩子们打交道，同他们家长的关系也是过得去的。但1960年6月份总工会下放干部徐慧白为我介绍女友，却让我有些意外。因为一则徐长期下放在郊县我很少见到她也不认识她，二则我妈同她妈之间有些小矛盾两家很少来往。然而正是在她撮合下我同现在的妻子ZCG交往了起来。初次见面相互还是有好感的。因为ZCG是宝山县葑溪卫生院的医生，通常每周回市区一次，我们每周也见面一次。经过半年多的交往，决定在61年2月份（农历正月初五）正式结婚。
结婚其实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物质条件和居往条件。因为大多公众需求物资凭证供应，即使再有钱也并不是你想要什么就买得到的。所以结婚的被褥用布及日常用品的采购非常简单，结婚证背面就留下了当时的记忆：申请结婚用布证明第085340号已发，搪瓷碗四只、痰盂壹只、18寸锅子壹只已购。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居往条件的解决要远远困难得多。当时男女双方都没有结婚用房，幸亏粒状车间主任曹宗植主动暂时借出他在永嘉路的住宅一周（他回乡过春节）供我结婚，算是让我渡过了难关。新婚七天后两人再次分离各归东西，再次过起一周在公园见面一次的日子。两个月后在母亲和邻居的张罗下先在481号主楼的楼梯间下李蓉家出让的约3平米小间内搭了个铺，可后来又觉得这地方实在转不开身，再搬到481号主楼楼厅隔出的共用贮物间一角。此贮物间虽只有门，没有一扇窗，是全暗的白天也要开灯。但却保温极差、隔音极差。原因是除了南墙的其余三边全都用三合板隔离，但并未完全隔断，上部足有半米高的空隙。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了近三年，先后生育了大K、小Q两个儿女，1965年上半年珊瑚厂终于分配给我一间广中二村的居室，算是独立安顿下来。
新居室是10平方米的小屋，在整栋房的顶层西北角，朝北有二扇窗，外边是广灵一路与广中路小学隔窗相望。因为面积有限，室内只能摆下一张1.35米宽的床、一个五斗橱、一个书架、一张餐桌和两把椅子，几乎没有多余空隙。事实上这些家具，就是丈量了室内空隙后凑合起来的，如果任意买来，很可能会摆不下。另外居室的位置也决定其夏天三面曝晒、冬天三面受寒较差的保温条件。尽管如此我还是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居住条件的。
受条件的限制，小Q寄养在她外婆家，大K我们自己领。好在珊瑚厂离住处不远，一般都是我去送接幼儿园，而且我们事先将家门钥匙交给隔壁13室阿姨，万一我晚回家她都会帮我接回家。我真的非常感谢。
在子女幼小时也正是我自己时间最紧张期，一边上班、一边上业余工大、一边还要照管家务，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来。一直想寻找改善的机会。1967年通过二调一的方式，将我姐姐家（二室）与我家（一室）一起掉换至徐汇区一处三室户。优点是总面积增大（我住的一间约15平米，所以有条件将女儿小Q接回来住），缺点是其中一小间要被别人家走破去公用灶间。不管如何面积增大总是实惠的，有利于我们对母亲、也有利于母亲对我们两家孩子的照应。尤其文革期间、姐姐夫妇双双下干校，我在车间倒三班，ZCG每周回家一次，两家子女几乎全靠母亲一个老人管理。搬家后由于新增了公交线路，ZCG才每天回家（除了每隔一段时间值夜班）。
尽管如此，子女生病时仍免不了手忙脚乱。大K经常扁桃腺发炎，看急诊是常事，后来听从医生意见施行了扁桃腺切除手术，总算太平了。小Q生病的几率虽然小些，可发展起来却有些怕人，平时经常有些鼻血，有时很难制住，必须去医院止血。读小学时有一次，我背着她从长乐路经静安寺去北京路儿童医院，她血流不止从我的肩膀流淌到地上，ZCG在旁边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们惊恐异常，幸亏这次医生采取果断的炙烧措施，从此根除此一顽疾。
对孩子的教育，我母亲信奉无为而治，她两耳不顾周围事，一心只看书报而很少顾及其他。尤其是我与姐姐两家分餐以后，不仅教育连孩子的生活起居我们都要耗费更多的精力，有时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安排子女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当然客观上也培养了孩子独立生存的能力。像小Q在十岁时就开始煮饭烧菜，慢慢养成了安排学习和生活的好习惯。作为男孩的大K，虽然顿悟时间晚了几年，但也兄妹默契，让我们大人少费了许多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