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50年是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的转折期，是社会变化的动荡期，也是我10-15岁少年成长期。这种转折与动荡不可能不影响人生的成长，也必然影响个人世界观的形成。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人们为摆脱日寇统治，迎来国人扬眉吐气新时代而兴高灿烈。然而从大后方来的接收大员们并不急着整顿混乱的经济、解决迫切的民生问题，而都忙于争夺各自的私利，即出现了五子登科歪风。所谓五子是指位置（官位）、票子（钞票）、女子、房子、车子。按常理一个10岁少年对这种社会问题还不该有什么理会，然而目睹重庆归来的父亲急着要解决与母亲的关系纠葛，并亲历向父亲催讨学费的周折，几乎就是五子登科丑象中女子问题的一个生动写照。它一下子使我明白许多，顿悟许多。这也许就是我思想早熟的重要原因吧！
1945年9月我考入市立和安小学（我毕业时已改名上海市第十一区中心国民小学，即现静安区第二中心小学），地址在成都路，我至今仍然记得该校校歌开宗明义交待了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
吴淞江上新闸桥旁，和安小学历史悠长，啊，一堂学子百千强……
因我系失学三年后重新入学，基础较差，加上四年级后半学期又生了一场伤寒（那时伤寒是重症，幸亏母亲及时找到伤寒名家张聋甏医生，才捡回半条命），所以学习成绩平平。在班级一般排名第12、13位。平时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国文。
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毕业的班主任都是年纪已五十出头的国文老师沈如钦先生，他不仅是我的学业导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我的字写得较好是那时写毛笔练出来的；文字格式规范也与那时作文格式的严格要求有关；以后工作经验总结或研究成果发表写文章，即是由五、六年级时两周一篇作文煅练出来的。即使逻辑思维的形成，也由写作文养成的观察分析事物打下的基础有关。可惜自1948年离校后再没见过他。1957年我从部队回沪探亲时曾专门去学校探询，当时教研室的一位老师告知我，沈老师早已退休回青浦乡下，并于去年（1956年）离世。这位老师对我说难得你现在还记得他。
1948年9月考入私立国强中学，读了一学期觉得没劲，于是在1949年2月考入市立吴淞中学，插班初一下半学期。然而这时国内形势出现巨大变化，解放军于4月21日渡江。吴淞地处前线、且吴淞中学还驻守着国民党军队。于是开学仅仅二个多月学校只得暂借市区格致中学继续上课（他们上半天上课，我们下半天上课）。事实上从学校暂迁市区开始中共地下党几乎已半公开活动，组织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准备迎接解放军解放上海。5月25日解放军进入市区，5月28日上海全部解放，我和不少同学都积极参加了人民宣传队：慰问解放军、向群众宣传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参与庆祝上海解放的游行活动。相隔不过一个月，6月份学校又迁回吴淞上课。我并填表加入上海学联参与课余的宣传活动。后来又参加三野特种兵文工团团长于丁指导的学校腰鼓队，更多地参与校外宣传活动，11月由学校陈紫霄老师介绍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
此时学校虽然仍在上课，但我已下定参加工作的决心。先是报名三野九兵团文工团，麻袋厂大伯伯说：现在全国都快解放要搞建设了，你还参什么军？正好看到上海青年文工团招收团员的广告，我又去报了名，通过考试终于被录取。回想在吴淞中学这两个学期，对自己虽然很重要，但毕竟时间太短、变动太大，以致本班同学名字大都已模糊（只有1954年在部队遇到过的吉子平是例外），而课外活动的高中同学如郑法理、叶俊秀等则是难以忘怀。这都是题外之言了。
到青年文工团报到时才知道这次录取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本团自招，另外部分是为旅大青年文工团代招的，而我正属代招之列。回家征得母亲同意决定应招。
春节后我与十几位被录同事启程前往大连。当时除了我年纪最小（15岁）外，现在能记得名字的还有：
白苇，初中生，上海青年文工团团员白芦的妹妹；
潘积妙、张健碧，一对要好的高中同学；
章以萍、陈敏，一对高中同学情侣；
张健民、张新民，一对堂兄弟，哥哥是店员、弟弟是学徒；
钟志坚，曾是上海海关合唱团团员；
陈经迪，职员、擅长摄影；
郑幕铎，职员、擅长木刻；
丁立人，职员、擅长胡琴；
吴X甫，店员、擅长京剧、胡琴。
从上海出发，用三天两夜先在南京让火车摆渡到浦口、再通过天津、沈阳二次转车才到达大连。青年团旅大市委会宣传部将我们作为旅大青年文工团（筹）暂时安置在火车站附近一座大楼内。但并没有派其他专职人员组建领导班子，只有一名联络员负责通联安排，让我们自行进行业务锻炼和政治读报学习。期间我们也排练过一台小节目去旅大人民广播电台演出过。后来才知道那时因为编制没有落实，旅大青年文工团正处于难产之中，一直到5月份终于胎死腹中，决定将所有人员另行安排，宣布解散。
这时我们到大连已经两个多月，开始对此地有初步了解。它和东北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有更长的殖民地历史。其他地区是9.18以后才被日本占领，而旅大地区先是由俄国管理，日俄战争俄国失败后日本又占领了50多年，抗战胜利苏军仍然驻守至今。它在许多方面不可避免烙上殖民地印记。首先从城市的名称说起，不论城区规模、还是经济发展，旅顺都远小于大连甚至还不及它的一个街区，但占领者看重的是旅顺军港，因此那时叫旅大市而非大连市。其次是人口组成，虽然大部分仍是中国人，但俄国人（当地人称大鼻子、老毛子）、日本人（当地人称小鼻子）、朝鲜人（当地人称高丽棒子）、混血儿（当地人称二毛子）所占比例相对较大，几乎随处可见。再次是城市建设和格局，那时除青泥洼桥、中山广场外很少有高大建筑，当然俄式的秋林公司大楼和可将汽车开上二层的日式火车站大楼（据说原先准备迎接日本天皇的）是例外。市内平坦的街道不多，也很少见到像其它城市那样成排排列的开放式商店。起伏山坡上布满着俄式、日式小洋房，有时单门独户的小商店分散在其中（要进门才知道卖什么），自行车在这很难有用武之地。最后是老百姓语言混杂，受俄语影响的：如面包叫列巴、黑面包就叫黑列巴，白酒干脆叫伏特加，面包酒就叫葛瓦斯，打招呼的有达瓦来西（同志）、斯巴西博（谢谢）、赫鲁少（好）、麻达姆（妇女）、少达子（当兵的）、格必丹（军官）……；受日语影响最多的是将日文汉字直接变成汉语，如大连火车站叫大连驿，邮局叫邮便，钢笔叫万年笔等。当然也有将日文读音直接当汉语读的如将衬衣读做“外瑕子”等，弄得我们这些外来人莫名其妙。
生活上我们享受供给制，温饱虽不成问题，但一则当时整个经济条件较差，粗粮是主粮；二则南北生活习惯相异，刚开始对苞谷、高粱有的难以下咽，有的则排不出去。吃饭一度成为难题，个别人坚持不下去——如张健碧大约只待两星期就走了，其他人确实也经历了艰难的适应过程，其间也会从有限的津贴中挤出一些去小铺买个肉火烧（肉烧饼）既吃到细粮，也享受了荤腥，以改善自己的伙食。
所以当解散的决定下达后，大部人还是留了下来。其中张新民目标明确地要求去旅大文工团舞蹈队，经该团考核被录用了（改名张毅，后成为该团台柱，一直到80年代还很出名）。几个青年团团员：我、白苇、潘积妙、应该还有章以萍被推荐进入中共旅大党校青干班（二期）学习。可能因为难以与恋人拆分，章实际没有报到，以后再也没有他俩的消息。58年我从部队复员回上海，郑幕铎曾从昆山来找我，说是因病返回家乡，可后来断了联系（1959年我曾按他留下的地址：昆山市前进路前进新村22号，被邮局以地址不详退回）。钟志坚、陈经迪参加过公安部队，钟复员后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80年代我们还见过面。顺便交待一下，那位在大连只待两周回沪的张健碧，其实还是参加了公安部队，不过仍留在了上海。
50年6月初我们正式到党校青干班学习。同班的学员大都来自旅大地区工厂、学校等基层单位团组织，很少有像我们这种既无社会阅历、又无青年团工作经验的学生。那时过的是半军事化生活，睡通铺、吃大锅饭，天天出操煅练。学习方法是听大报告、小组讨论、个人写学习总（小）结。学习内容有《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大众哲学》（艾思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事形势及青年团工作等。当时大连化工总厂出了个为抢救国家财产而不怕牺牲的劳动模范赵桂兰，在时事形势学习中，我写了篇题目为“我能不能像赵桂兰一样”的小结，结果被学校选中刊登在9月份旅大日报副刊上（后来事实证明这篇文章的刊出对我的人生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在青干班学习期间，6月份爆发朝鲜战争、10月份志愿军入朝参战，全国掀起抗美援朝高潮，青干班学员几乎全都报名参加志愿军。但在12月初培训结业时，大都没被批准，而是返回原单位。只有我们几个没有单位可回的被批准，不过不是去朝鲜当志愿军，而是在国内当解放军，或进入公安部队。我们三个从上海参加工作的，加上一位大连参加工作的陈泽福被分配进入解放军大连海军学校。我也算结束了少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