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郢书燕说

    对高校馆硕士点的情况一直不了解，读《图书与情报》最新一期的“我国高校图书馆硕士点现状调查与分析”一文，得知较详细信息：
    “截至2006年1月……获得承担或部分承担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培养授权的高校图书馆共有19所，涉及硕士点数量为21个”，其中图书馆学7个和情报学14个。“目前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点数量分别为42个和71个，高校图书馆中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点数量占全国同类硕士点数量比率分别为17%和20%。”
    只是不明白图书馆设立硕士点的缘由，貌似还是中国特色。

    根据文中的“表1 我国高校图书馆硕士点分布”信息，做成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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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批次（年）  硕士点单位（省、市）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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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1996年）1家
  上海交通大学     情报科学技术研究所（上海）    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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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批（1998年）1家
  第四军医大学     训练部（陕西西安）            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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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批（2003年）10家（图书馆学3家、情报学7家）
  复旦大学         文献信息中心（上海）          图书馆学
  东南大学         情报科学技术研究所（江苏南京）图书馆学
  天津工业大学     图书馆（天津）                图书馆学
  中国农业大学     图书馆（北京）                情报学
  福州大学         图书馆（福建福州）            情报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科技信息研究所（江苏南京）    情报学
  山东理工大学     科技信息研究所（山东淄博）    情报学
  第四军医大学     训练部（陕西西安）            情报学
  华东理工大学     科技信息研究所（上海）        情报学
  天津大学         图书馆（天津）                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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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批（2006年）9家（图书馆学3家、情报学6家）
  上海交通大学     情报科学技术研究所（上海）    图书馆学
  上海大学         图书馆（上海）                图书馆学
  河南科技大学     图书馆（河南洛阳）            图书馆学
  北京理工大学     图书馆（北京）                情报学
  新乡医学院       图书馆（河南新乡）            情报学
  江苏大学         科技信息研究所（江苏镇江）    情报学
  山西财经大学     图书馆（山西太原）            情报学
  西南科技大学     图书馆（四川绵阳）            情报学
  天津理工大学     图书馆（天津）                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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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第四军医大学训练部和上海交通大学情报科学技术研究所同时拥有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授予资格。印象中上交大很早就培养研究生了，难道1996年才得到资格？
    按地点统计，上海4家（交大、复旦、华理工、上大），天津3家（天工、天大、天理工）、江苏二市3家（东南、南航、江苏）、北京2家（农大、北理工）、河南二市2家（科大、新医），陕西（四军大）、福建（福大）、山东（山理工）、山西（财大）、四川（西科大）各1家。

参见：
我国高校图书馆硕士点现状调查与分析 / 王朋、葛敬民（山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图书与情报》2008年第4期第24-28页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高校图书馆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机制、模式与特色研究”（项目编号：06BTQ006）研究成果之一

   数月前听说本校将成立“思勉图书馆”，由文科多个资料室合并而成。依稀记起在馆内陈列了数年的校庆50周年展览，其中建校初期教授照片中有吕思勉，却不知道其事迹。
   上月首次职务受贿，得读者赠其书《吕思勉：史学大师》，正好了解一下这位前辈。

 

 

 

 吕思勉：史学大师 / 张耕华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史学家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将吕思勉排在史学四大家之首，“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崇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思勉的史学特色可以概括为二点：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p.179)

    “大约自中年以后，吕思勉便制定了一个长期的研究写作计划，总结自己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以个人的精力，撰写六部断代史，即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起初，上海开明书店曾约请钱穆写国史长编，钱穆认为，这样一部国史长编，非一般学者所能胜任，而自己的老师吕思勉则是撰写这一部长编的最合适的人选，在征得老师的允诺后，他便向开明书店推荐，由吕思勉来承担这一任务。”(p.117-118) 如此宏大计划，付出其后半生精力，最终完成了前四部。严耕望在《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中评价此事：“若只限于一个时代，自然尚有很多人能做到，但他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独立完成四部，宋以下两部亦已下过不少功夫，此种魄力与坚毅，实在令人惊服。”(p.187)
    
    以前所了解的“中国通史”基本上是帝王将相史，近年偶翻几本新出版的史书，才明白通史类书也可写社会各个层面。而早在30年代末，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就是这样一部通史：“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系统的叙述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历史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内容上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况、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18大类，这样的安排，既注重社会文化现象，又不至于遗漏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p.115)

    吕思勉一生为师，许多名人都曾做过其学生，但吕思勉“决不借引名人而自重”。如“钱穆是吕思勉在常州府中任教时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史学家，仍时常通信、赠阅著作讲稿，或看望老师，请教问学。但吕思勉则认为，钱氏在史学上系自学成材”。(p.193)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中回忆1940年其《国史大纲》付印前的情形：“余又赴沪，亲谒诚之师于其法租界之寓邸。面陈《国史大纲》方完稿，即付印，恐多错误，盼师作最后一校，其时余当已离去，遇错误，请径改定……”(p.114)

    吕思勉“对于自己没有研究或研究不充分的课目，他不肯轻易开设，更不肯滥竽充数，敷衍塞责。光华大学国文系设有文字学课程……请吕思勉来讲。当时，在中国文字学方面，吕思勉已有相当的研究，他的三本专著也都写成并刊印出版（即《中国文字变迁考》、《章句论》、《字例略说》），但他认为，就开设理想的文字学课程而言，这些研究还不够。为此，他向学校提议，延请一位这方面的专家来开设文字学课。因为，理想的文字学课应包括(一)文字形声、(二)声音、(三)训诂、(四)古书义例大略以及校勘方法等内容，并兼顾事实和理论，才算完备。”(p.69-70)

    从本书开篇就可看出吕思勉与众不同。作者说“清初的祖先吕宫……为清顺治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是清代第一位状元。顺治帝赐诏称其‘文章简明，气度闲雅’，授内翰林秘书院修撰，累官至弘文院大学士，太子太保”。而吕思勉在《中国史籍读法》中如此谈其先祖：“我清初的祖宗吕宫，仍是明朝一个变节的士子”。(p.2) 此书写于1955年，或许如此陈述与当时社会状况有关。

    虽然不曾看过吕思勉任何作品，但看其自评，总有“客观”之感。比如自评《吕著中国通史》：“上册农工商、衣食住两章，自问材料尚嫌贫薄，官制一章，措词太简，学生不易明了，余尚足供参考。”(p.117) 谈自己的文学功底：“予于文学，天分颇佳……文初宗桐城，后颇思突破之，专学先秦两汉，所作亦能偶至其境。诗少好宋诗，中年后也好唐诗，但无功力，下笔仍是宋人境界耳。词所造甚浅，亦宗常州而薄浙派”。(p.21) 上述自评均出自1952年的《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最后，吕思勉与本校渊源：“1926年9月，吕思勉进入光华大学，……直到1951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也随之转入华东师范大学任教。”(p.67)

    书中尚有不少对吕思勉为学为人之事实论述。合上书，不免漫想：且不论学问，如此人品的学者，现在还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