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其人其事

   数月前听说本校将成立“思勉图书馆”，由文科多个资料室合并而成。依稀记起在馆内陈列了数年的校庆50周年展览，其中建校初期教授照片中有吕思勉，却不知道其事迹。
   上月首次职务受贿，得读者赠其书《吕思勉：史学大师》，正好了解一下这位前辈。

 吕思勉：史学大师 / 张耕华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史学家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将吕思勉排在史学四大家之首，“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崇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思勉的史学特色可以概括为二点：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p.179)

    “大约自中年以后，吕思勉便制定了一个长期的研究写作计划，总结自己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以个人的精力，撰写六部断代史，即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起初，上海开明书店曾约请钱穆写国史长编，钱穆认为，这样一部国史长编，非一般学者所能胜任，而自己的老师吕思勉则是撰写这一部长编的最合适的人选，在征得老师的允诺后，他便向开明书店推荐，由吕思勉来承担这一任务。”(p.117-118) 如此宏大计划，付出其后半生精力，最终完成了前四部。严耕望在《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中评价此事：“若只限于一个时代，自然尚有很多人能做到，但他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独立完成四部，宋以下两部亦已下过不少功夫，此种魄力与坚毅，实在令人惊服。”(p.187)
    
    以前所了解的“中国通史”基本上是帝王将相史，近年偶翻几本新出版的史书，才明白通史类书也可写社会各个层面。而早在30年代末，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就是这样一部通史：“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系统的叙述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历史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内容上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况、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18大类，这样的安排，既注重社会文化现象，又不至于遗漏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p.115)

    吕思勉一生为师，许多名人都曾做过其学生，但吕思勉“决不借引名人而自重”。如“钱穆是吕思勉在常州府中任教时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史学家，仍时常通信、赠阅著作讲稿，或看望老师，请教问学。但吕思勉则认为，钱氏在史学上系自学成材”。(p.193)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中回忆1940年其《国史大纲》付印前的情形：“余又赴沪，亲谒诚之师于其法租界之寓邸。面陈《国史大纲》方完稿，即付印，恐多错误，盼师作最后一校，其时余当已离去，遇错误，请径改定……”(p.114)

    吕思勉“对于自己没有研究或研究不充分的课目，他不肯轻易开设，更不肯滥竽充数，敷衍塞责。光华大学国文系设有文字学课程……请吕思勉来讲。当时，在中国文字学方面，吕思勉已有相当的研究，他的三本专著也都写成并刊印出版（即《中国文字变迁考》、《章句论》、《字例略说》），但他认为，就开设理想的文字学课程而言，这些研究还不够。为此，他向学校提议，延请一位这方面的专家来开设文字学课。因为，理想的文字学课应包括(一)文字形声、(二)声音、(三)训诂、(四)古书义例大略以及校勘方法等内容，并兼顾事实和理论，才算完备。”(p.69-70)

    从本书开篇就可看出吕思勉与众不同。作者说“清初的祖先吕宫……为清顺治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是清代第一位状元。顺治帝赐诏称其‘文章简明，气度闲雅’，授内翰林秘书院修撰，累官至弘文院大学士，太子太保”。而吕思勉在《中国史籍读法》中如此谈其先祖：“我清初的祖宗吕宫，仍是明朝一个变节的士子”。(p.2) 此书写于1955年，或许如此陈述与当时社会状况有关。

    虽然不曾看过吕思勉任何作品，但看其自评，总有“客观”之感。比如自评《吕著中国通史》：“上册农工商、衣食住两章，自问材料尚嫌贫薄，官制一章，措词太简，学生不易明了，余尚足供参考。”(p.117) 谈自己的文学功底：“予于文学，天分颇佳……文初宗桐城，后颇思突破之，专学先秦两汉，所作亦能偶至其境。诗少好宋诗，中年后也好唐诗，但无功力，下笔仍是宋人境界耳。词所造甚浅，亦宗常州而薄浙派”。(p.21) 上述自评均出自1952年的《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最后，吕思勉与本校渊源：“1926年9月，吕思勉进入光华大学，……直到1951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也随之转入华东师范大学任教。”(p.67)

    书中尚有不少对吕思勉为学为人之事实论述。合上书，不免漫想：且不论学问，如此人品的学者，现在还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