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catwizard

日本旧忆·日式服务

十年前，从五月初接到日本国际交流中心关西国际中心的邀请信，到十月二日出国，手续几乎办满了五个月，终于在最后的日子前折腾完了所有必要非必要的步骤，踏上了去日本的飞机。
走进机舱时飞机上人还不多，找到自己的座位，发现邻座是位中年男人，已经坐在那儿看着书报。我打开行李箱盖，想放入自己不大的手提箱，却怎么也放不进。不记得是什么型号的飞机了，行李箱很高，踮起脚才发现原来里面已经放了一个箱子，显然是邻座男子的。看看他，穿着拖鞋埋头看他的日文书报；左顾右盼，也不见空姐空哥前来帮忙，最后只好把手提箱放在了自己的脚下。
后来听说，日航(JAL)的服务不如全日空(ANA)。其后在日本国内也坐了几次全日空的飞机，好象记忆中的服务就是应要求提供白开水。

某次与几个日本朋友一起去一家小餐馆吃饭。朋友先进门，我跟着进入。还没走到桌前，就听到餐馆服务员在后面大呼小叫，显然我们做错了什么。大家一起回头，原来移门还开着，我还在茫然中，朋友已赶去关门。
日本的自动门太多，我根本不曾想到这门不会自己关上。由此事也第一次知道进餐馆必须自己关门，服务员不但不会代劳，还会给予指责。或许关门属于日本人人皆知的基本礼仪，但对一个无此概念的外国人来说，对这种服务态度很是困惑。

对所谓的“跪式服务”，自然也是接受过的。在日式餐厅，顾客席地而坐，服务员要把餐点送上餐桌，除了跪下来，别无选择。这只是一种必需的方式，与服务态度、服务意识之类毫不相干。
日本人在家天天在地上“做市面”，很习惯于跪着，但对外国人而言，则不免受宠若惊。

关西国际中心的教室和日本大多数学校一样，也是西式的课桌。一般不设很正式的讲台，教员（老师）站着或坐着授课。每当做作业或考试时，遇到学生询问而需要做较多解释时，几位老师几乎都会蹲下甚至跪着讲解。这时老师的高度基本上低于坐在椅子上的学生，每当看到这种俯视老师的场景，特别让我觉得无法安心。

IFLA的“数字对象元数据工作组”

    为应对日益增加的数字出版物的编目工作，国际图联编目组在2005年成立了“数字文本文献书目标准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a Bibliographic Standard for Digital Text Documents)，2006年该工作组改名“数字文本文献书目建议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Bibliographic Recommendations for Digital Text Documents)，2007年再次改为“数字对象元数据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Metadata for Digital Objects)。工作组计划在2008年IFLA加拿大魁北克年会前提交最终报告，作为编目指导委员会在年会上的一项活动。
    名称的不断更改，体现着工作组应对形势变化而对工作目标的改变：1、从文本型数字对象扩大到任意数字对象；2，从狭义的书目扩大到广义的元数据（也从图书馆扩大到了更广阔的领域）；3、从强势的标准转为较温和的建议、指南。真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工作组主要任务(Charge)
    为需要创建、共享与管理元数据者推荐一份指南，包括元素、工具、格式、协议。
基于以下原则开展工作：该指南是高层次的指南，意即[方括号后为本人理解]：
* 应当作为语义映射的轴心(a pivot for semantic mapping)，也即作为一部数据元素词典，不同的社区可以映射他们自己的书目数据集
* 应当作为关于如何在文本文件中处理书目数据的指南[应当是纯文本数据]
* 不应当预设任何特定的标记系统[MARC也罢、XML也罢]，但
* 应当作为一个针对可能采用的不同标记系统的模型，并且
* 应当适用于最通用的文本编辑程序
* 应当定义一个属性集，包括如语言、字体、大写规则等(language, script, capitalisation practice)[?]，以方便进一步处理

    小组已经召开了三次会议，但没有关于这份指南的更详细信息，可能要到2008年3月第四次会议以后，才能看到草案。

    目前小组成员均来自欧洲：丹麦（主席）、法国、瑞典、荷兰、挪威。2006年时还有一位代表IT组的中国人（张智雄），据称由于未提出任何建议而不再作为成员。

参见：
IFLA. Cataloguing Section. Working Group on Metadata for Digital Objects

第一次会议：2006/8/23，韩国首尔第72届IFLA年会期间（会议报告）
第二次会议：2007/2，丹麦哥本哈根（？）
第三次会议：2007/8，南非德班第73届IFLA年会期间（会议报告）
第四次会议：2008/3/17-19，法国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