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每代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是最吃亏的。那个“无奈的90后，80后，70后，60后，50后”就是最真实的写照。最早关于50年代出生的一代遭遇自然灾害、文革、上山下乡、下岗等一系列不幸的顺口溜出来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痛楚不是“同情”所能表达的。十来年后80后顺口溜出来，“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我们要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做”。虽然60后的我找工作时已经不包分配，也经历了一些麻烦，但仍挺认同这种对社会现状的基本概括。夹在二代人当中，感觉自已还是挺幸运的。
然后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负有照顾老一代的责任，却完全没有指望下一代照顾自己，那种幸运感消失了。我发现自己也挺吃亏的，开始嫉妒30后的母亲：未嫁时，有父亲宠爱，有不工作的母亲照顾一切；结婚后，有丈夫宠爱，家务基本不搭手；孩子出生后，有保姆照顾、有母亲照料；孩子读书了，也从不关心；早早病休在家，难得开始做点家务，没几年又开始诸事不管，只负责几件“它工作、您休息”的事。我说母亲这一生比我幸福，她乐呵呵地没有否认。
当然，幸福与否，其实与是否幸运没有多大关系。在历史的大环境下，母亲的经历远非我这般波澜不惊，要说幸运恐怕也是谈不上的。早年外公在铁路工作，一家在大多数时间随外公在全国各地，母亲出生在北京。日军进攻湖南时（经查为1944年5月），全家正好在衡阳，外婆带着一家老小逃难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外公到浦口工作，母亲和大舅到蚌埠的中学住读。改朝换代前，一家人回到上海，外公因之由火车站站长变成了地段医院挂号员，家境一下由小康转入温饱。外公的收入很难再负担一家七口的生活，大舅不得不早早到工厂上班，母亲尽管学习成绩优异，作为长女也不得不在初中毕业后去考卫校，为的是可以早一点工作。卫校毕业分配去郊县血防站，消灭血吸虫病结束后，分配到公社卫生院。不久得了肺结核，如小时候患伤寒一样，在外婆照料下痊愈。原本身体羸弱、天黑就不敢出门的母亲，每天清早六点刚过离家上班，晚上六点过后回到家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周值夜班一天，晚上有病人的话，还要在田间小道上骑自行车出诊。在历经三十年披星戴月之后，因外出开会路上崴脚而骨折，原本有心脏病的母亲就此病休，从此开始了真正的悠闲日子。
经历过的很多事，母亲似乎并不太记得，因为她所经历的都不是她操心的，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现在每当时令，她常说起当年在卫生院工作时，农民们等着他们下班，把刚采摘的新鲜蚕豆、蘑菇等卖给他们。想着当时的情景，母亲脸上满是幸福。
刚才母亲对我说：“今天母亲节诶。”“怎么啦？”“买块奶油蛋糕给我尝尝。”“没有问题。”
幸福，是可以通过索取获得的。想想也是。出去买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