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1904-1998)，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一位语言学家。前些日子查《民国时期总书目》，发现老先生对图书馆学也相当有见地。
《民国时期总书目》是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三家图书馆的民国馆藏为基础编制而成的，在书目信息都没有输入计算机的时候，编成这样一部包括数十万册图书信息、分类编排、题名索引的联合目录，其辛苦旁人恐难以想象。手上的是“教育·体育”分册（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 教育·体育 / 北京图书馆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书中的序写于1985年《书目》已经大体完成（或部分完成）的时候，真不知编了有多少年。
书中有两个序，作者分别为叶圣陶与吕叔湘。两位老先生都对《书目》作了充分肯定，吕老之后又直言不讳，以两个“感想”方式，指出《书目》的先天不足，进而指出了图书馆工作中的问题。
吕老感想之一是关于《书目》的性质。吕老非常专业地指出，该书目只是一种馆藏联合目录，而非国家书目。换言之，称为“总书目”是不恰当的。当然这三家是大户，收录民国图书藏量占有极大比例是勿庸置疑的。
吕老感想之二是《书目》没有收录线装书。我看题名索引，似乎也没有收录外文书，当时租界之类的地方出版外文书应当也有一定数量的。如此说来的话，即使称“民国时期中文馆藏联合目录”也不是很恰当。
由线装书问题，吕老发出了更多的感想。“线装书没有收进这个书目，主要是因为在许多大图书馆里，线装书的分类编目和庋藏都自成系统……让一个读者老是不得不在两种目录里查过来查过去，仍然是极大的不便。这说明旧分类法和新分类法决不能长期共存下去。”
“由平装、线装分家的问题又联想到语种分别的问题。在我们的图书馆里，外文书和中文书是分开编目、分开收藏的。因此，不但是关于同一个问题的论著由于语种不同而分别编入两本目录，分别放在两个书架甚至两个书库，连一本书的原文和译本也不得不分开两处。再加上线装书与非线装书之分，目录是三份，书库是三处。对于从事学术工作的读者，这也是极大的不便。在欧美国家，很多图书馆都是混合编排，把同一著作的不同语种版本放在一起，同一题目不同语种的论著也放在一起。这对于读者目录和借书就方便多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工作者怎样考虑这个问题。”
多种分类法在检索方面的不便，已经由联机目录(OPAC)解决了，只要做了书目回溯转换，可以在电脑中一并查到。但分开管理、分别排架、三处乃至更多书库的问题在大多数图书馆仍然存在。
并且，即使分类法统一了，如果不采用一致的同类书区分法（种次号？或者相同的著者号取号方式），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以本馆为例，除特别需要保护的古籍外，新版线装书也在古籍部，仍是吕老所讲的“线装书的分类编目和庋藏都自成系统”。另外，中文、西文、日文、俄文分别排架，因此同一种书，因装帧、文种的不同，可能在五个地方。暂不论线装书，它们的内容有所局限。其它书虽然都用《中图法》分类，但却以各自的著者号（或种次号）区分同类书，因此即使按索书号排在一个架上，也无法集中同一著作的不同语种版本。
吕老说，“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工作者怎样考虑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大陆有哪个图书馆实现了中外文合并排架的，又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
暑假时CALIS联合编目中心开会，其中一个议题是中西文的区分，与会者都明白，这绝对是中国人制造出来的问题。如果说问题的源头，应该是国际图联(IFLA)的UNIMARC，硬是在MARC中造出了另一种方言，偏偏我们又跟随IFLA做了CNMARC。出于方便数据套录的考虑，国内中西文普遍使用不同的MARC格式，在碰到有中文、有外文的书时，就要想，是按中文做还是按外文做？出版的书各式各样，有时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没有规矩不成方园，只好硬性定出一个莫须有的规则。
不解决MARC方言问题，或许最终会成为MARC被抛弃的主因？
另：关于《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编排，参见“在书目中实践FRBR”（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