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萃》中民国时期的大半文章，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图书馆与教育的紧密联系。在当今之世，我不敢肯定图书馆是否真有那么理想化的教育职能。然而仅从学校的教学法与图书馆的关系看，“今不如昔”的，实在不止是图书馆的理念：
1919年李大钊的《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现在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而为教育的机关，所以和教授法有密切关系。教授法若是变更，那么图书馆也不能不变。从前旧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的。现在不满意这种制度，在教科书和讲室以外，还由教师指出许多的参考书作学生自学的材料。按这种新教授法去实行，若没有完备的图书馆藏了许多参考书，决不能发生效果。”
1924年马宗荣在《现代图书馆研究》中也说，“注入式的教授既倒，自学自习制的教授法代兴。故学生的知识的高下，不仅恃教室上的听授课程为已足。于是参考书的设备，实为现今办学者宜注意的事。”
文革前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文革后的大学课堂，仍是教师满堂灌，注入式教学法并未“倒”。在这种情势下，大学图书馆只在提供学生消遣方面而言是必需的。就好象我大学四年，印象中没有到图书馆借过什么专业书――当时大概也没什么专业书可借。
时至今日，出版事业已经很发达，专业书层出不穷。一些大学图书馆开始“与国际接轨”，设置各课程的“教师指定参考书”，但对教学方式未变的教师，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说教学方式完全未变有点言过其实，至少有一部分老师由在黑板上写字，改成了用多媒体PPT演示。虽然学校教务方面，普遍要求教师提供教学参考书，但在一些老师，这纯粹是个形式而已，所以并不在意学生是否去看、或者是否能看到这些参考书。如此一来，一些图书馆对教学参考书的热情，只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了。
大学教学如此，中小学教学就更不用说了。
相关信息：
范并思主编《百年文萃――空谷余音》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中国图书馆学会主编《中国图书馆“百年”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