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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顾犇在2018年成为RDA理事会亚洲代表（任期为2018-2020）。参见：RDA治理图（附RSC宣布候任主席Kathy Glenna）（2017-12-24，2018-1-18更新）

来自国家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扁木园儿”的信息：“为更好履行作为RDA亚洲地区国家机构代表的职责，推动RDA在亚洲地区的普及与实践，密切亚洲各书目单位与国际RAD管理机构的联系，中国国家图书馆在亚洲范围内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开展了一次有关RDA研究与实践情况调研。”
扁木园儿:RDA研究与实践情况调研（2018-7-24）

根据 “亚洲地区RDA实施情况调研”，摘录如下信息[方括号内为个人附注]：
－调查对象 [经查亚洲有48个国家和地区，是响应不积极，还是没有广泛发问卷？]
8个国家、20所图书馆。包括国家图书馆7个、公共图书馆5个、大学图书馆3个、专业图书馆2个、其他3个[如CALIS这样的联编中心？]
－编目规则
中、日、韩对本国语言资源和外国语言资源大多采用不同编目规则，东南亚、中亚多采用相同编目规则。
采用1种规则的有4个机构，因文献语种和类型不同而采用2种的有6个机构，3种的有8个机构，超过3种的有2个机构。
－实施机构 [总共20个机构，如能提供清单更好]
15个机构已实施RDA，4个未实施，1个未实施但已有计划。
实施机构中，11个有本地政策；7个对所有资源实施RDA编目
－实施准备
日本国会图书馆计划制订本地政策
日本庆应大学馆准备编写本地RDA手册
韩国国会图书馆在修改本馆编目手册
越南国家图书馆正翻译RDA为越南语
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已制订本地政策声明、出版RDA手册
－RDA编目数据较多的机构 [香港众多高校紧跟英美，看来调查未涉及香港地区]
CALIS、上海图书馆、澳门大学图书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
韩国中央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印尼国家图书馆、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图书馆与阿拉伯联合编目中心
－本次调研使RDA理事会准确掌握了亚洲各国对RDA的态度和实施进展，获得了高度评价。

上月RDA工具包测试版网站上线前后，关于条款编号取消在RDA-L邮件组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反对取消编号的主要理由是不方便引用。参见：RDA工具包测试版网站上线及初步印象（2018-6-14）
测试版上线20多天后，官方终于在RDA工具包网站发布了《条款编号声明》，表明并非RSC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而是实在想不出满足要求的解决办法；并且把皮球踢给了反对者——请大家设计编号方案，时间设定为几星期。官方讨论了2年没想出办法，会有人在几周内想出来吗？至少十天过去了，在RDA-L邮件组中没有任何回应。此举可谓一箭双雕，有解决方案最好，没有也可平息不满。称为“声明”而非“征求解决方案”，确实很恰当。
以下为全文翻译[本人点评]。

via [RDA-L] Statement on Numbering / James Hennelly. 2018-7-9

——— 条款编号声明 Statement on Instruction Numbering (2018-7-6) ———
RDA工具包的出版商和RDA指导委员会一直密切关注新RDA工具包测试版网站的反馈。根据通过在线表单、公共论坛和各种讨论列表提供的评论，很明显，缺少条款编号对某些用户来说是一项挑战，特别是那些参与编目培训和教育的用户。这个问题对我们参与3R项目的人来说并不意外。这是过去两年我们一直在讨论和辩论的问题。[绝对不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而是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过去几年告诉我们，原RDA工具包中使用的顺序编号系统会导致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固有的层次结构可能意味着条款之间的关系是无意的和误导性的，而系统的严格性限制了编辑选项，并使生产工作复杂化。
我们清楚地知道编号提供了一种方便的简写，用于在印刷和口头交流中引用条款的不连续段落，并且这种便利对编目社区很重要。我们的目标是继续支持用户需求，但要有一种方法，对于更加模块化并适应各种用户需求的网站更有意义。
我们欢迎编目人员提供有关如何设计人类可读系统的建议，以便将用户引导到新工具包中的RDA条款的不连续部分，要避免下面列出的陷阱。
任何建议的解决方案必须保持灵活但稳定，因为RDA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更新的标准。可行的解决方案：
* 不应暗示条款或选项的优先顺序；
* 不应该在RDA文本上强加层次结构；
* 添加、移动或弃用文本时，不应要求任何其他编辑操作；[即不会影响其他部分，如原RDA那样改变前后条款编号]
* 应该适用于元素页面和指导章节；[二者应该可以采用2套不同的编号方式吧]
* RDA是一种国际标准，应避免使用基于语言的术语或字母。[应该可以用字母，但字母不能有除了顺序之外的其他含义-这点确实很重要]
可以与jhennelly@ala.org共享概念。未来几周RSC将更全面地探索条款编号的挑战以及他们所追求的方向。[设定提出方案时间为“几周”]

RDA工具包测试网站上线以来，RDA-L邮件组中各种吐槽，我已经没兴趣再关注了。直到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标准化部的Roberto Gómez Prada发贴力挺新RDA工具包，让我觉得对新RDA有所理解。虽然此贴立马被喷，但之后美国西北大学Kevin M Randall的支持回复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可以说真正理解了新RDA。推荐感兴趣者阅读此系列贴文：
[RDA-L] In favor of the new RDA Toolkit (2018.7.3-5)

Roberto的首句：“也许这会让我成为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图书馆员，但我必须说，我喜欢RDA正在经历的变化”，RDA-L邮件组的当前状态由此可见。最令人惊心的一句话是：“RDA不再是编目规则”。最让我醒悟的一句话是：“花一点时间思考VIAF。我们不再必需以相同方式记录规范数据以使之易于互操作，只要每个实体得到完美标识”。
Kevin最让我开窍的那一句是：“是否有可能新RDA是更接近国际书目控制理想的又一步？”

一直以来我也很困惑，RDA为了国际化，提供各种交替、可选，不同机构的政策声明中所选不尽一致，如此做出来的数据，兼容性或可交换性又体现在哪里呢？新RDA更几乎将所有条款都变成了“选项”，而且没有编号，如果想像以前那样比较不同政策声明的异同，几乎无从着手。讨论中还有人指新RDA没有核心元素，相同元素可选择4种记录方法（4路径），这都造成标准化程度下降。
然而，一直以来我们所认为的文本一致的“标准化”真有那么重要吗？当书目数据采用URI/IRI标识，以三元组（而非一整条记录）发布以后，缺少核心元素、内容有差异都不是问题，可以从多个来源汇总出一条更为丰富的“记录”。

想起2007年RDA编制过程中Karen Coyle和Diane Hillmann的那篇《RDA：20世纪的编目规则》，又去找来看了一下。这次关注到了“Goals Based on the Past”部分，其中对RDA的批评如：坚持“主要”和“次要”概念，原是为在3×5英寸卡片上有效使用空间而设计；资料识别仍关注转录，加上创建文本“统一”题名，以此将相关资源集中在一起显示给用户，但数字世界首选的是URI而非文本。文中并指出了编目员不了解技术进展以及固守原有做法。
新RDA似乎完全在作者建议的路上了。只能说，当年自己并未真正理解作者，在博文中甚至没有提及这一部分。参见：RDA：20世纪的编目规则（2007-1-23）

当然，新RDA实际上仍包含大量编目规则或条款（尽管是可选的）。如果编目规则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RDA的意义何在？答案是2位作者推动的RDA词表（RDA注册），由注册元素集确保数据的互操作和融合。参见：
RDA Vocabularies for a Twenty-First-Century Data Environment / by Karen Coyle. Library Technology Reports, v.46, no.2 (Mar 1, 2010)
Diane谈RDA元数据注册的设计（2012-11-18）
RDA：从内容标准到元数据标准. 图书馆论坛, 2014(7):1-7（广告：《RDA：从内容标准到元数据标准》，2014-8-20）

很期待2位作者发表意见。Karen原来常在RDA-L中参与讨论，测试版发布后她并未发言。终于在此贴中等到Diane，不过她除了对Reberto表示赞赏外，并没有发表什么评论，只是认为对应用纲要（AP）的理解有点问题，介绍了几篇相关文章。

对于国内编目，大家最愿意吐槽的就是国图和CALIS记录的不一致。很多RDA研究（包括我的RDA中文化课题），也把重点放在中国编目规则与RDA的比较上。如果这些差异都不再重要？
然后呢？编目员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