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工具包测试网站上线以来，RDA-L邮件组中各种吐槽，我已经没兴趣再关注了。直到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标准化部的Roberto Gómez Prada发贴力挺新RDA工具包，让我觉得对新RDA有所理解。虽然此贴立马被喷，但之后美国西北大学Kevin M Randall的支持回复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可以说真正理解了新RDA。推荐感兴趣者阅读此系列贴文：
[RDA-L] In favor of the new RDA Toolkit (2018.7.3-5)
Roberto的首句：“也许这会让我成为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图书馆员，但我必须说，我喜欢RDA正在经历的变化”，RDA-L邮件组的当前状态由此可见。最令人惊心的一句话是：“RDA不再是编目规则”。最让我醒悟的一句话是：“花一点时间思考VIAF。我们不再必需以相同方式记录规范数据以使之易于互操作，只要每个实体得到完美标识”。
Kevin最让我开窍的那一句是：“是否有可能新RDA是更接近国际书目控制理想的又一步？”
一直以来我也很困惑，RDA为了国际化，提供各种交替、可选，不同机构的政策声明中所选不尽一致，如此做出来的数据，兼容性或可交换性又体现在哪里呢？新RDA更几乎将所有条款都变成了“选项”，而且没有编号，如果想像以前那样比较不同政策声明的异同，几乎无从着手。讨论中还有人指新RDA没有核心元素，相同元素可选择4种记录方法（4路径），这都造成标准化程度下降。
然而，一直以来我们所认为的文本一致的“标准化”真有那么重要吗？当书目数据采用URI/IRI标识，以三元组（而非一整条记录）发布以后，缺少核心元素、内容有差异都不是问题，可以从多个来源汇总出一条更为丰富的“记录”。
想起2007年RDA编制过程中Karen Coyle和Diane Hillmann的那篇《RDA：20世纪的编目规则》，又去找来看了一下。这次关注到了“Goals Based on the Past”部分，其中对RDA的批评如：坚持“主要”和“次要”概念，原是为在3×5英寸卡片上有效使用空间而设计；资料识别仍关注转录，加上创建文本“统一”题名，以此将相关资源集中在一起显示给用户，但数字世界首选的是URI而非文本。文中并指出了编目员不了解技术进展以及固守原有做法。
新RDA似乎完全在作者建议的路上了。只能说，当年自己并未真正理解作者，在博文中甚至没有提及这一部分。参见：RDA：20世纪的编目规则（2007-1-23）
当然，新RDA实际上仍包含大量编目规则或条款（尽管是可选的）。如果编目规则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RDA的意义何在？答案是2位作者推动的RDA词表（RDA注册），由注册元素集确保数据的互操作和融合。参见：
RDA Vocabularies for a Twenty-First-Century Data Environment / by Karen Coyle. Library Technology Reports, v.46, no.2 (Mar 1, 2010)
Diane谈RDA元数据注册的设计（2012-11-18）
RDA：从内容标准到元数据标准. 图书馆论坛, 2014(7):1-7（广告：《RDA：从内容标准到元数据标准》，2014-8-20）
很期待2位作者发表意见。Karen原来常在RDA-L中参与讨论，测试版发布后她并未发言。终于在此贴中等到Diane，不过她除了对Reberto表示赞赏外，并没有发表什么评论，只是认为对应用纲要（AP）的理解有点问题，介绍了几篇相关文章。
对于国内编目，大家最愿意吐槽的就是国图和CALIS记录的不一致。很多RDA研究（包括我的RDA中文化课题），也把重点放在中国编目规则与RDA的比较上。如果这些差异都不再重要？
然后呢？编目员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