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我出生在上海南市小北门九亩地（今露香园路青莲街之间）。1937年8月13日本侵犯中国地界，全家逃难至英租界。这些都发生在我懵懂无知尚未启蒙阶段，以至于当时究竟是何种居住环境、什么房子都几乎没有概念（但是从早期留存下的照片看显然住得不错，尤其有一张骑木马与奶妈的合影更显示条件的优越）。然而当我稍长，站在法租界铁丝网边安南巡捕（警察）腋下透过空旷的民国路（今人民路）张望四明公所围墙后的旧居而不得入时，我们这代人对日本人的敌意早已印入心底。
在英租界我家住在新闸路920弄（福康路）福鑫里36号。福鑫里是石库门建筑，前弄都是一上一下，后弄大多是二上二下 、个别也有三上三下的。
按原设计一上一下应该只住一家人。但当大批逃难者涌入租界住房不敷应用时，虽然并未达到“七十二家房客”的夸张程度，却也有前客堂、后客堂、搁楼、前楼、后楼、灶间、亭子间七家人。我家住的亭子间，最多8平米。当时有5个人，妈妈、姐姐、我合用一张床，外婆、小舅舅合用一张双层床（小舅舅其实住的时间并不长，不久就因结核过世）。房内除一只五斗橱，只放得下一张吃饭小桌。开始时煮饭是在晒台上。
36号二房东是前客堂的赵德生家（其父在邮局工作），后客堂是张贵生家（其父是出租车司机），前楼先后由唐小姐、蔡小姐等单身女性独租或合租；后楼的孤老太和搁楼夫妇都是摆摊的；灶间开始是出租的，后来还是退作公用。
赵德生和张贵生比我大五、六岁，而且经常欺侮我，所以很少与他们来往。我家后门对过二上二下是商住兼用的，开着一家王记印刷厂，老板的小儿子王介文、与我年龄相仿，我们一度成为朋友，但我离开上海后失去联系。
我记得福鑫里40号左右有个三育的学兄李宾权（他还有个漂亮的妹妹）、弄口某号有以后吴淞中学的学兄杨富莱。据说后来的乒坛名将李富荣也住在福鑫里，可惜当时无缘结识。
我小学就读于福康路内的三育小学，读了一年半就因家庭经济情况恶化而中断。以后二年多白天摆小摊（卖地力糕）补贴家用，晚上断断续续上义务夜校直到抗战胜利 。在三育小学我认识了住在白鹿坊的同学郑沪生，而且成为我直至今日的最好朋友。
70年前，福康路叫路其实只是一条南北向底部封闭的大弄堂。前部的东侧是福康里的支弄、西侧是赓庆里的支弄，而且支弄铁门都是封闭的（可望而不能行）。换句话说福康里和赓庆里都有自己的总弄直通新闸路 。而后部东侧的福鑫里和厚福里、西侧的白鹿坊和三育小学，福康路才是真正出入口。其实它也是我儿时活动的天地，似乎是当时生活的中心。
福康路东侧还有上海红十字会及一个大菜场，往东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有卡德大戏院，再往东是大通路（今大田路）在山海关路口有工部局育才中学和3路有轨电车的起终点站。往西是麦特赫斯德路（今泰兴路），在爱文义埃路（今北京西路）口的丽都花园（今政协俱乐部）、再往西戈登路（今江宁路）的美琪大戏院都是看着它们一步步建造起来的。这些在今天看来很近的地方，当时觉得已是离家很远的重要场所了。
附带说一点题外的东西：最近看到一些关于上海租界的抗日电视剧（或电影），我觉得虚假的东西太多了。别的不说，那时路上汽车本不多，我见过两旁站有特务的方方正正轿车、根本没有流线型的轿车——它是抗战胜利后才出现的。希望那种“20、30年代的兵，握40年代美式冲锋枪、乘50年代流线型轿车、 戴60、70年代大三针手表”的怪事再不要发生了，导演们请都学点起码的历史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