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外婆都是宁波人，外公讲话宁波口音，外婆则是纯正上海口音。据说外公外婆是远房亲戚，婚后全家（包括我从未谋面的外曾祖母）多随在铁路工作的外公在全国各地生活。
母亲1934年九月初七（不知为何身份证号为0906，阳历10月14日）出生在北京，当时外公在前门火车站任职。其后全家一度回到上海，住在马当路，母亲在此读小学，还曾去过宁波她自己的外婆家，到老仍记得江北岸李家接雨水的大水缸。
1944年母亲在衡阳读小学，因抗日战争波及（衡阳保卫战），外公大概留守，外婆带着全家老小，经香港一路逃难到重庆。母亲对这趟长途跋涉没有艰辛的记忆，只记得挑夫挑着行李和她的大妹妹（当时5岁），以及途中吃蜂蜜。对于重庆，除了上过小学、下雨皮鞋淋湿被保姆烤坏，母亲念念不忘的就是刚到重庆受不了辣椒，后来就适应了——这话重复过很多次，却完全不影响她晚年不肯碰一丁点辣味。
抗战胜利后外公到浦口火车站当站长，母亲和舅舅们一同在蚌埠的崇正中学读书。那是一个教会学校，母亲对嬷嬷比老师印象更深，只说祷告时嬷嬷指点她该怎么做，却从来没说过哪位老师教过些什么。舅舅每周坐火车回浦口家，母亲因身体弱，周末去蚌埠过房爷（干爹）家。我问为什么不就近到南京上学而选择蚌埠，母亲说是她过房爷在蚌埠当站长。我猜测或许当年对铁路员工来说，过江去南京并不比去蚌埠更方便，而崇正中学也确实是所好学校（经查现为安徽省蚌埠第三中学）。
1949年（猜测是在5月前）全家回到上海，用金条租下虹口的房子。因外公不愿去东北，放弃“铁饭碗”离开了铁路，后半生在打浦桥地段医院挂号为生。虽同在市内，坐公交从虹口到卢湾不过10公里，但外公通常周末才回家。外公应该在1966年初退休，一生平安。
回到上海后，母亲在武进路的滨海中学继续读初中。对于为何初中读那么多年，我和父亲一同问过她，母亲没有给出解释。1953年毕业时，班主任惊异于学习相当不错的她没有继续读高中，而是考中专进了上海卫生学校，学的不是护士而是医士。卫校当时在南京西路、现在东海广场的位置。她还记得20岁生日时，外公特意带她到西餐馆“吃大餐”。
1956年毕业，母亲被分配到宝山县血防站，从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不几年血吸虫病消灭，她被分配到葑塘卫生院（后称葑溪卫生院、现名祁连社区卫生中心），一直到退休 。
单位离家十几、二十公里（我们搬过一次家），要换一次公交车。由于公交班次少、速度慢，每早6点多出门、晚6点半到家，真正的披星戴月。那个年代，赤脚医生都可以看病，科班出身的母亲自然也看病。我上小学时母亲还要值夜班，每隔一段时间有一天不回家。值夜班不但要接诊，有时还要出诊。好在那时出诊通常都是病人家属上门来叫医生，对于骑车技术差又怕夜黑的母亲来说，路上有人作陪甚至坐在病家的自行车后座上去出诊，总算没有什么障碍。因为算帐仔细不出错，后来母亲到药房工作，就不值夜班了。
母亲在衡阳时得过伤寒，走路一度持stick（母亲原话）。工作不久又得过肺结核，在外婆悉心照料下痊愈。后来分别得了高血压、心脏病和风湿性关节炎，都是终身疾病了。50来岁时，在去医药公司办事路上，下公交车崴了脚而骨折，就此病休在家。几年后到年龄才办的退休手续。
70多岁时，某次从椅子上滑到地上不能动了，家中就她一人。所幸正在电话机边，可以打电话。我匆匆赶回家，哥哥也赶到，把她扶起。后来发现摔断了左股骨头，于是手术更换。住院期间很折腾，止痛泵外还不断要护士给她打麻醉剂，幸好手术结果不错。不过从此不敢脱手走路，平时离不开助行器，但日常生活并无大碍，反正她向来不愿意出门。80多岁时又一次滑倒摔断右大腿，那是在海南博鳌的疗养院里，经过有点复杂不想提了。回到上海手术打钢钉，恢复后基本老样子，只是自理能力更差些。
我自己小的时候，根本想不到问大人的生活经历。等到孩子渐渐长大，想到了解长辈生活时，祖辈早已不在。知道母亲年少时曾四海为家，便有心问她以前的情形，却发现她很少记得，到后来记得的甚至比我知道的还少。以上是四年前我所记录下来的她的历史（补充了第二次骨折记录），或许可以从侧面反映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至于她在家庭中的生活，我真不想说什么。如果我可以自我表扬的话，就引用一下她曾经常常很自豪地对老同学、老同事、老邻居、亲戚等等说的：自己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