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辞典》（006. 227-230）

鎌田茂雄編. 中国仏教史辞典. 東京堂出版, 1981.9. 450p; 19cm. ISBN 4490101503
参见：《中国佛教史辞典》译前语（日语不精、佛教不通，译文仅供参考）

227．开元释教录
二十卷，智升撰，大正藏五十五卷。唐开元十八年（730年）撰。亦称《开元录》、《智升录》。是唐开元年间撰述的一切经的目录。原为私撰，后成为敕撰。全体分为二部分，前者为“总括群经录”（1-10卷），后者为“别分乘藏录”（11-20卷）。前者为代录，将后汉到唐分为十九代，记录176名译经僧所译的2275部7046卷译经。记明异名与略名、卷数、翻译的时间与场所、有关的翻译者名、有译与失译的区别、单译与重译的区别、大经与别生经的区别等，并举出撰述时依据作为出典的经录名。此“总括群经录”部分采用《历代三宝纪》、《大唐内典录》的代录。后面的“别分乘藏录”取《法经录》系的分类整理目录规范，兼备标准入藏目录与现藏入藏目录的同时，加入了数个《开元录》独自的附属目录。标准入藏目录分“有译有本录”（11-13卷）、与“有译无本录”（14-15卷）。再按内容加以分类，区分为大乘、小乘、经律论、贤圣集传，以及般若、宝积、大集等部类。并且，代录中各经之下注等全部在此转记。与现藏入藏目录相当的“大乘经律论入藏目录”（19卷）、“小乘经律论入藏目录”（20卷），也与前述“有译有本录”相同，以记载纸数与帙数为其特色。作为附属目录加了五个，分别为“支派别行目录”（16卷）、“删略繁重目录”（17卷）、“补阙拾遗目录”（17卷）、“疑惑再详目录”（18卷）、“伪妄乱真目录”（18卷）。因此，《开元录》的组织极为完整，尤其是对以往的经录中不完全的代录与分类整理目录之间的联络调整考虑得十分细致。以后的经录均以《开元录》为典范，对组织方式不加改变，这是因为《开元录》在经录的形式这一点上完璧无瑕之故。但是，从内容上来讲，《开元录》中也有欠缺与失误。尤其按《历代三宝记》的记载而批评与斟酌不足，是其致命之处。尽管如此，《开元录》现藏入藏目录中所记载的1076部5048卷480帙，成为日后书写大藏经时的有力基准。

228．戒珠
（生卒年不详）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年）著《净土往生传》三卷（大正藏五十一卷）。本书从《梁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等中收录了往生者75人的传记。

229．会昌废佛
三武一宗法难的第三次，唐武宗自会昌二年（842年）到五年所实行的废佛。唐王朝原为李姓，因与老子同姓，采取了道教优先的宗教政策。然而佛教隆盛，轻视道教，道佛二教的争论形成了唐代宗教史的主要场面。唐高祖时代傅奕的排佛论，虽遭许多佛教信徒的反论，却使高祖动了心，断然实行限制僧尼的数量、让其余人还俗的政策。这一政策虽然没有什么受害者，但十分信仰道教的玄宗在开元元年（713年），让没有国家证明的僧侣二万人还俗。这种对佛教的弹压确实因为皇帝信奉道教而加强，但一般造寺造塔需要很大的费用，加之未取得正式手续的私度僧辈出，危及国家财政，所以淘汰僧尼不仅是思想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武宗（840-846年在位）的废佛也是因其本人道教信仰深厚，而道士赵归真在其中也起了很大作用，但因寺院所有的庄园增加而造成国家经济问题，以及教团内部的腐败、私度僧、伪滥僧的横行才是问题真正之所在。废佛的状况在日本来留学的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有详细记载，先是会昌二年，天下僧尼中的犯罪者、行妖术者、不认真修行者等被令还俗；到会昌四年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会昌五年出“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仅长安、洛阳留四寺，各州分别只留一寺，并限制僧尼数，其它全都遭到彻底地破坏。这一破佛虽因武宗用道教的仙药短命病故、宣帝即位后复佛而结束，但以此废佛为契机，佛教教团确实衰落了。但是，佛教中不必备典籍、甚至连寺院都不需要的禅宗，到晚唐渐渐繁盛起来了。

230．契嵩
（1007-1072年）云门宗。赐号明教大师，自号潜子，亦由住持地称佛日契嵩。字仲灵，俗姓李，藤州（广西省）镡津人。七岁在东山出家，十三岁得度落发。十九岁游方，参拜衡岳的神鼎洪諲，后在筠州（江西省）洞山晓聪之下得法。庆历年间（1041-1048年）到钱塘，住湖山。著《原教孝论》，解说儒佛一致，反驳韩退之（韩愈）的排佛论。皇祐年间（1049-1054）著《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王素（1007-1073）将这些著作奏上，仁宗赞叹、赠紫衣赐号。后住佛日山，熙宁五年六月四日于灵隐寺圆寂，年六十六岁，僧腊五十三。有《镡津文集》、《治平集》等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