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鎌田茂雄編. 中国仏教史辞典. 東京堂出版, 1981.9. 450p; 19cm. ISBN 4490101503
参见：《中国佛教史辞典》译前语（日语不精、佛教不通，译文仅供参考）

296．疑经
指非翻译经典，而是中国撰述的经典。与前者所谓“真经”相对，后者称为“疑经”或“伪经”。也用“疑伪经”这一称呼，但根据《经录》，也对被看作翻译经、但留有疑问的经称为“疑经”，确实在中国伪作的经称为“伪经”，以此区别。但一般“疑经”、“伪经”、“疑伪经”的称呼在使用时几乎同义，指象翻译经、又被看作在中国所作的经。最早提出疑经问题的是《经录》的编者们。由于《经录》本来是仅收录翻译佛典的目录，因而对是否是翻译经的辩别十分关心，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他们而言，疑经混乱真经（翻译经），模糊了佛说的真实。他们认为翻译全为佛说，非翻译经（疑经）则不过是什么人所持的妄说。从《经录》编者的立场来说，疑经因“伪妄”、“伪妄乱真”而受到轻视这一点并非无理。然而，尽管他们对此深为忧虑，疑经毕竟是紧随时代而不断增加的。东晋道安的时候，有26部30卷疑经，到梁僧祐时代，达46部56卷，几乎增加到了二倍；隋彦琮的时候，有209部490卷，又超过了约四倍；根据唐智升的记录，更是倍增到406部1074卷。虽然《经录》所记录的这些部数、卷数也不一定正确，但应当可以作为计算疑经随时代而增加的一个标准。智升的《开元录》所记载的唐代的疑经，远远超过部数400、卷数1000这一点值得引起注意。众所周知，《开元录》的入藏经有1076部5048卷，将此数与前述的疑经数作对比，就可知道当时作出并在世间流行的疑经有多么大的数量。作为中国佛教的完成期的隋唐时代，也是疑经的全盛期。疑经是什么样的？又为何作了这么多的疑经？这是疑经研究的课题，也是弄清民间有生气的信仰的有效方法。然而，被《开元录》判定为疑经的全部被排除在大藏经之外，因而前述的406部1074卷疑经不许入藏，其后也未被大藏经所收录。是不是当时在民间广为流行的疑经全都仅在《疑录》中留名，还是仅有一些作为佚文而可得其片鳞，从而成为虚幻的经典。然而，本世纪初，敦煌发现了大量的佛典，随着整理的进行，知道了其中含有不少以前被认为已散失的疑经。日本昭和初年，矢吹庆辉调查斯坦因本与佩里奥本，从中选择了超过50种出色的疑经，收录在大正藏经85卷（疑似部），并将调查研究的概要报告在《鸣沙余韵解说》（1933年）中。在其后半世纪中，疑经研究有着长足的进步，知道了所有敦煌发现的疑经都曾在《经录》中有过记载，连《经录》中未见其名的疑经也有不少。最近在疑经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在牧田谛亮的《疑经研究》（1976年）中有很好的说明。其中，收了在大藏经85卷中未收录的新疑经文本30种。并且，第一章“中国佛教中的疑经研究”从整体上展望了疑经研究，当为今后的疑经研究指出了一个方向。因提倡《大乘起信论》为中国撰述说而在学界中掀起波澜的望月信亨，对疑经也有优异的考论，收在《佛教经典成立史论》（1976年）其他中。望月从与道教及俗信的关系，与护国及大乘戒、菩萨修道的阶位的关系，与如来藏、密教的关系，马鸣造的大乘起信论，马鸣、龙树伪托马鸣、龙树的诸论，分别论述了疑经。牧田对撰述疑经的意图提出了以下六种情况：（1）迎合主权者的心意（例如为武则天所作的《大云经》等）；（2）批评主权者的施政（例如三阶教的经典及《像法决疑经》、《瑜伽法镜经》等）；（3）调和中国传统思想或评价两者优劣（例如《父母恩重经》、《盂兰盆经》、《须弥四域经》、《清净法行经》等）；（4）鼓吹特定的教义信仰（例如《大通方广经》、《观世音三昧经》等；（5）标当时的特定人名（例如《高王观世音经》、《僧伽和尚入涅槃说六度经》、《劝善经》等）；（6）为治病迎福等纯迷信类（例如《天地八阳神咒经》、《佛说延寿命经》、《佛说七千佛神符经》等）。并指出，尤其是（6）的疑经为多。禅宗关系的疑经已知有《法句经》、《金刚三昧经》、《禅门经》、《法王经》、《圆觉经》等，由水野弘元、柳田圣山进行的研究早已著名。其中《金刚三昧经》与《圆觉经》是被当作翻译经而入藏的疑经。对于净土教关系的疑经，柴田泰有详细的研究。对天台宗重视的《最妙胜定经》，已知的有关口真大的出色研究。

鎌田茂雄編. 中国仏教史辞典. 東京堂出版, 1981.9. 450p; 19cm. ISBN 4490101503
参见：《中国佛教史辞典》译前语（日语不精、佛教不通，译文仅供参考）

289．韩愈
（768-82年）谥号为文，字退之，昌黎（河北省）人。中唐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被称为昌黎先生。贞元八年（792年）中进士。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反对在宫中迎佛骨，上表“论佛骨表”，逆天子之意，被贬为潮州（广东省）刺史；后任吏部侍郎等职。另一方面，与柳宗元一起反对六朝以来的四六骈俪文体，尽力于复兴先秦以来的古文。此运动在宋代才达成。另著“原道”、“原人”、“原性”三篇，致力于从儒教确立王道，极力主张排斥佛教论。“原道”、“论佛骨表”、“与孟简书”三篇为佛教史上著名的排佛论，受到当时入及以后的学者的注目；而对此的反论也很多。

290．韩林
（生卒年不详）吴时代的贤人。南阳（河南省）人。康僧会在《安般守意经序》中所举自学成师的人之一。

291．甘露寺
位于江苏省镇江。唐代宝历年间（825-825年）涧州刺史李德裕创始。县志中记载，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广照禅师应夫从地里得到李德裕所撰碑文。唐代乾符年间（874-879年）被毁，镇海节度使裴据重建。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7年），住僧祖先将寺从山下移建到山上；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遭兵火后，嘉定年间（1028-1024？年）由住僧祖灯修复。清朝受康熙、乾隆皇帝的庇护，以其伽蓝自傲，但因清末兵火多已不存。

292．基
（632-682年）法相宗。字供道，俗姓尉迟。亦称大乘基，尊称慈恩大师。一般流传的窥基的称呼是不正确的。京兆长安人。先祖为中亚出身，后魏时代归化中国，自称尉迟姓。十七岁出家，师从玄奘，住弘福寺。永徽五年（654年）二十三岁时，敕选移往大慈恩寺。显庆元年（656年）二十五岁时开始，列于玄奘的译场。显庆四年，随着译《成唯识论》，在此展开了宏大的局面。据传以玄奘为首，神昉、嘉尚、普光、基一起，打算逐个译出印度十大论师针对世亲（Vasubandhu）的《唯识三十颂》（Trimsikavijnaptikarika）的注释。基痛感此事不可成，向玄奘进言；但玄奘拒绝了其他三个，只与基一起，以护法（Dharmapala）的注释为中心，批判地组合其他九个注释，其结果是形成了《成唯识论》。此时玄奘五十八岁，基二十八岁。尽管对《成唯识论》成书的背景，目前的文献批评研究成果中持有种种疑点，但基在玄奘晚年弟子中最受期待这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宋高僧传》卷四记载，玄奘激励基“五性宗法、唯汝流通、他人则否”。对《成唯识论》成书的背景暂且不论，基针对本论书，著《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掌中枢要》两注释书，批评真谛翻译的以往的唯识说，鼓舞了玄奘之后的新译唯识法相，在这点上成立了事实上的法相宗。有“奘师（玄奘）为瑜伽唯识开创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宋高僧传》卷）之说，被认为是法相宗初祖。有关述作除上述以外，还有《大乘法苑义林章》、《瑜伽论略纂》、《弥勒上生经疏》、《说无垢称经疏》、《法华玄赞》等很多，被称为“百本疏主”。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于大慈恩寺翻经院圆寂，年五十一岁。弟子有法相宗第二祖慧沼。

293．耆域
（生卒年不详）印度僧，从印度经由扶南来中国。经交广、襄阳，于晋惠帝（290-306年在位）末年到洛阳。发挥其不可思议的能力，讲述人的前生，对重病人念咒使其痊愈，时人惊讶而尊崇。在到洛阳时，见众僧衣服华丽，批评此为违戒、背佛意之举，并训诫高僧竺法行，等等，对当时的佛教界加以棒喝。在洛阳遭兵乱，经西域回印度。

294．希运
（生卒年不详）禅宗，临济义玄之师。谥号断际禅师。俗姓不明，福州闽县人。年轻时在神州黄檗山出家。身高七尺，额有肉珠。游天台，成为江西省百丈怀海的弟子，嗣法。住洪州大安寺，接着按出身的高安县的寺名开创黄檗山。会昌二年（842年），裴休（797-870年）任洪州观察使，希运被迎往龙兴寺；大中二年（848年），裴休任宛陵观察使，希运又被迎往洪州开元寺。其间的说法由裴休记录下来，即《传心法要》、《宛陵录》。大中年间（874-859年）圆寂。

295．义和
(生卒年不详)籍贯等不明。号圆澄大师，赵宋人。由于高丽的义天入宋，华严章疏再度在中国流传，净源初开宋代华严学之兴隆。义和为开版及入藏这些华严文献而尽力，并系统地从高丽等地寻找佚书。绍兴八年（1138年）刊行《圆觉经大疏释义针》；后住杭州慧因教院，十二年，刊行《华严指归》；十五年，正式得到入藏华严文献的许可，十六年，与思彦、道迁等一起刻印《孔目章》第一卷；十九年住平江府华严宝塔教院，复刻高丽本《法藏和尚传》。还从高丽输入智俨的《金刚经略疏》。

鎌田茂雄編. 中国仏教史辞典. 東京堂出版, 1981.9. 450p; 19cm. ISBN 4490101503
参见：《中国佛教史辞典》译前语（日语不精、佛教不通，译文仅供参考）

288．汉译大藏经
用汉语所译佛教圣典的总称。亦略为藏经，还称为一切经。是以经、律、论三藏为中心的佛教典籍的总集，但广义上也包含中国、日本的撰述书。在南北朝时代，可以见到一切众藏经典、一切经藏的称呼；在《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可见到大藏经之名。近世以来，大藏经的名称也指汉语以外的三藏。在中国，最早翻译经典的，是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前后来洛阳的安息的安世高，主要译小乘经典；接着，桓帝末来洛阳的大月氏国的支娄迦谶译大乘经典。其后，翻译一直持续到元代。当初，各自书写后传播，随着数量增大，为正确传承、护持，作成了目录。最初的目录是前秦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一卷，对历来的翻译经典加以分类整理，分为撰出经律论录、异出经录、古异经录、失译经录、凉土异经录、关中异经录、疑经录、注经及杂经志录八部分，收入639部886卷。接着，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加以增补，更有隋朝的《法经录》、《彦琮录》、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唐朝的《静泰录》、道宣《大唐内典录》、智升《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作成。这些经录中，逐渐定下大小乘经律论等佛典分类，尤其是开元录，分单译、重译、别生、疑惑、伪妄等，且印度论师的传记类、中国人的著述等也包含在内。其后，补充遗漏、增补新译，汉译大藏经增多，以至许多中国人的著作也入藏。至宋代，由于印刷技术的发达，刊行了木版印刷的大藏经。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年），派遣张从信到蜀的益州（成都），命其雕造大藏经，以《开元录》为基础，在太平兴国寺内的印经院印刷，用十二年才完成。宋代还有福州东禅寺等觉院版大藏经（崇宁万寿大藏，1080-1112年），福州开元寺版大藏经（毗卢藏、福州藏、闽版、越本，1112-1151年），湖州圆觉寺版大藏经（思溪藏、宋版，1133年前后），碛沙版大藏经，以及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开版、元代完成的普宁寺版大藏经（元版白云宗门藏经）等。还有模刻宋版的元版大藏经、由太祖完成的南京大报恩寺版大藏经（南藏）、由清太宗完成的北京敕版大藏经（北藏），及万历年间（1573-1619年）由紫柏真可与憨山德清完成的万历版大藏经。另外，在外国也有开版，在高丽的成宗十年（991年）到显宗二年（1011年），用蜀版完成高丽版大藏经；高宗时再雕的即现存的海印寺版。此外，还作成了契丹版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如此多的官版、私版大藏经的刊行，对佛教的流传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日本最早是平安时代的东大寺僧奝然入宋、到洛阳，得蜀版大藏经，于永延二年（988年）带回国；后来又有高丽版等，还有多次计划开版大藏经。其中著名的，是从江户时代的宽文三年（1663年）到延宝七年（1679年），由铁眼开版的黄檗版，以明代万历版6771卷为标准刊行。其后，有明治时代的大日本校订缩刷大藏经（缩刷版，1880-1885年），这是最早用活字印刷刊行的大藏经，按高丽版、增补中国、日本的典籍，总计1916部8534卷，收在40帙418册中。其后，大日本校订大藏经（卍藏经，7082卷，36套，1902-1905年）及大日本续藏经（续藏经，7140余卷，150套，1905-1912年）刊行，再有目前主要利用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藏经，1924-1934年，1960年再版）。大正大藏经以高丽版为底本，对校宋元明的大藏经及日本正仓院藏的七世纪天平写经、六至八世纪隋唐写经，敦煌写本也选择收录，并增补很多中国、日本的佛教典籍等，是现在能得到的大藏经中最优秀的。由全100卷（？）组成，本藏85卷（收录3053部11970卷），印度支那撰述部55卷，日本撰述部29卷、敦煌写本1卷、另有图像部12卷与目录3卷。经典的配列采用以内容为基础的新的分类，辅以历史的发展顺序；日本撰述部在年代配列中辅以教理的分类。日本有大藏经（一切经）之名的佛典丛书，还有国译一切经（印度撰述部155卷、和汉撰述部100卷），国译大藏经（经部14卷、论部15卷），昭和新纂国译大藏经（48卷），日本大藏经（51卷），南传大藏经（65卷）。南传大藏经为吧喱巴利语佛典的日语译本，与汉译大藏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