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上图学会年会笔记

年终,又是上图学会年会时。早上离家匆忙竟忘带手机,还好包里有个小本子,G同学又借我一富余手机,记笔记、拍PPT,逛会议所在地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照相,什么都没耽误。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2016年学术年会:融新汇智 阅往知来

开幕式致词、表彰、颁奖、新一届理事会介绍不提(学会网站上还没有第九届理事会名单),只讲上午2个主旨报告。
刚离任的上图吴建中馆长报告《图书馆转型:挑战与机遇》,“图书馆随学术交流体系/学术范式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当为对图书馆学基本立场的重申。报告中依然是满满的新知,诸如“ALA2016十大新闻”[参见建中读书:美国图书馆协会发布2016年度十大新闻]、ALA“大学图书馆未来5年空间改造预测”等等。期待PPT上网后再按图索骥。
复旦大学陈思和馆长报告《以科研服务为中心——高校图书馆发展的设想》。标题是以科研服务为中心,实际也包括专业教学(采购以专业为首,包括教材、专著)和通识教育,强调的是不支持生活、休闲类阅读(由其他图书馆满足需求)。这是首次听陈馆长报告,听他讲和图书馆每个部门都有过交流,为详细了解学科馆员制度到上交大馆调研、与清华大学馆长交流,不免有所感慨。报告没有PPT,大致记录4点设想1、直接服务科研(学科馆员);2、自建特色资源库(人民公社资料,知青书信,方言发音等);3、为领导决策提供情报(提到本馆陈大康馆长在任时的工作);4、提升馆员自身科研。(因陈馆长提及,网上查到他1970年代在卢湾区图书馆/明复楼的旧事,似出自《申江导报》)

年会主题中“阅”特别体现图书馆现状。下午本届4个分会场有2个是阅读推广专场,另2个也有报告直接或间接涉及,大热至此。一向对此无感,今年中图年会《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进展(2005-2015)》发布时不曾下载阅读,今天下午却忍不住先去阅读推广委员会分会场听主要执笔人李武介绍此白皮书。记下几点:1、研究主体:高校馆>公共馆,业界>学界(考虑到业界人数远远大于学界,不知道这是不是普遍现象);2、核心期刊发文、引文5次以上:学界未高于业界;3、总结展望3点: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对特定人群研究,运用科学规范研究方法。(白皮书官方下载
[2016-12-24补充] 在分会场取了一本上海市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会刊《清阅朴读》(2016.09/No.2),上面有访谈《吴建中:走向第三代图书馆》。此刊原属青浦图书馆,委员会成立后成为会刊——未找到会刊电子版。

下午剩下的时间都在学术委员会分会场。
前2个报告是嘉定馆黄莺和静安馆张洁。公共馆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支持下,真个是“融新汇智”,新媒体、新技术应用得风生水起。远观就好。
交大黄镝报告《资源绩效评估与决策》介绍他们评估外文书刊、中文期刊绩效的ERS系统,也提到2015.9-2016.1用Ebrary电子书PDA实践。ERS系统从书刊的外部评价、分学科的文献保障率,到该校读者利用下载、该校作者引用体现的绩效,数据协同做得相当充分。一个词:专业!听完后就觉得本馆应该买来用——当然要用起来,还需要投入人力做本馆用户的基础数据。
复旦殷沈琴报告《政府开放数据的挑战与机遇》继续某年对复旦社科数据中心工作的介绍,但主要部分是讲政府开放数据本身。可与ADLS 2016陈涛报告参照(第十三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
复旦常然报告《CALIS政策声明与高校图书馆RDA实施研究》,估计现场没几个人懂(我不禁反思自己讲RDA、BIBFRAME时听众中有多少人懂)。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英国RDA政策声明中有32%可由编目员判断,相应的CALIS只有1条。
东华大学陈惠兰报告《基于客观数据的决策支持与评价探索》,介绍他们自2007年开始的学科发展态势、人才、学科国际竞争力评价。陈馆长一再邀请大家到馆交流,可以想见她对陈思和馆长讲“为领导决策提供情报”时提华东师大而不提东华的郁闷——因为东华实际上更早,并且早就在期刊发文,竟然还是被无视。

陈馆长很nice,配合主持人骆永成(她的馆长助理)早早地结束报告,让与会者愉快地在4点半之前离开了会场。

ADLS2016会后对话

准备入行的UU同学参加了第十三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ADLS2016)。UU之前参加过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培训班,这是他首次参加本行的学术性会议。UU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一家大数据公司实习,作为乙方帮助实现甲方的各种需求,很多时候从零开始找解决方案。认真听了两天,会议结束时,UU说觉得哪里不对,主要质疑是大多数报告只有中间部分,没有前后:没有之前的需求评估,不考虑使用者(怎么用的),不考虑实施效益(有没有人要用);没有之后的获取、填充数据(以及使用?)。我力图做出解释(很多时候以关联开放数据为例),有时就只是很苍白的辩解了。

UU:不知道有没有人用,有多少人用,就开始做,不考虑效益。【作为佐证,可参见杨九龙“图书馆技术绩效评价”报告】
我的解释:图书馆的特藏很多,之所以选某些做(比如上图的家谱和盛宣怀档案),就是因为有使用需求。当然特藏总体上都是很小众的,用的人肯定不多,因此也希望项目完成可以扩大使用。
UU:图书馆是为大众服务的,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为小众服务是不公平的。
我的解释:学术图书馆和研究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不同,为研究人员服务正体现其社会责任。如果有效益企业会做,企业不愿意做的需要由图书馆来承担。

UU:都不知道用户会不会用、怎么用,就这么做了,感觉就是告诉领导我在做事。
我的辩解:使用者不知道图书馆资源可以这么用呀。不是说汽车没出现时没人知道自己需要汽车吗?
UU:用户需要的不是汽车,而是尽快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嗯,高铁也行】
我承认,我有时会从资源建设角度,想着图书馆可以做什么,没有考虑使用者需求。但对于数据开放,应该是另一个层面,我的解释:图书馆有大量未被揭示的暗资源,揭示然后开放出来,可以提供给其他人,根据不同需要做开发。就像政府开放数据,有人用来做犯罪地图之类,上图也开放家谱数据,做了开发应用竞赛。【参见陈涛“政府开放数据”、董行“家谱开放数据”报告】

UU:没有需求评估,不考虑使用者是不是这么用。
我的解释:设计系统时也是会考虑用户需求的。比如家谱,设计框架词表有服务一线的专家参与。
UU:报告中大都不提及这些方面,也体现出导向性问题。【提高到“导向性”层面,真得小心】
我的解释:因为这是个偏技术的会议,技术人员更关心在技术上如何实现。
UU:技术实现不是问题。
我的解释:对IT公司实现可能不是问题,对图书馆技术人员是最关注的问题。本次会议有报告提到很多中科院的实践,没有说怎么实现的,听起来就觉得不解渴。【参见张晓林“基于数据与分析驱动的知识服务”报告】
UU:这个报告没有问题呀。
我的解释:图书馆技术人员不能和IT公司比。有能力有条件的图书馆(如上图、重大等)也会做甲方提需求,委托IT公司实现。【参见夏翠娟“数字人文平台”、杨新涯“数字资源管理+门户+服务联盟”报告】

UU:很多报告都是在圈地,建立自己的标准。【知道标准“牙刷说”吗?】
我的解释:按关联数据最佳实践,确实应该复用已有词表(查LOV)。但较小的专题通常没有现成词表可用,只好在已有词表基础上扩展。【会上有“关联数据能力指标”培训,提及LOV】

UU:感觉主要关心中间这块(建词表),数据怎么填充就不管了。【如何借助计算机完成项目,是IT界最关注的问题】
我的解释:就目前来说,没有办法实现计算机自动获取,就只能靠人工。图书馆界一直以来都是人工做的(编目、标引),这部分从研究角度没什么可说的。

会议报告中可视化是个热点,甚至有“没有可视化就是耍流氓”这样的调侃。
UU(今年做了不少可视化工作):可视化是给领导汇报用的,真正的使用者需要实际数据。

UU的感受准确吗?大领导认为,可以做下实证研究。

———- 另外话题:基于核心期刊论文及被引作人才引进评估的局限性 ———
张晓林“基于数据与分析驱动的知识服务”报告中提及这种人才评估方式不靠谱,一是时滞(被引高的都是多年前论文),另一个更重要的是不能反映个人研究能力——可能在很牛的实验室、跟了一个很nice的导师。作为高端人才引进,在原来的研究做完后,就再也出不了成果了。
没想到这个观点今天就被我验证了。中午下班碰到同事,说到现在开始进入课题申报准备高峰,本来就忙,前一天光为一位老师就讲了一下午的课题检索。这个毕业于欧洲某国的博士,现正带着博士生,竟然需要同事从最基础的检索知识教起——因为TA之前从研究内容到研究资料,全部都是导师提供的,自己完全不会。呜呼!

推进中外文编目一体化

昨天在北京,参加本届中图学会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每个与会委员都做了简短的发言,各种角度,有不少收获。
国家图书馆王洋主任准备了长篇发言,内容丰富,有很多现实的思考与困惑。比如中文是否要放弃原有规则用RDA,UNIMARC/CNMARC格式更新慢于规则,标准的推广与实施等。
她还提到国图不久将有关联数据发布,也道出了规范数据加入VIAF过程中节外生枝的问题——可以说部分解了我半年前之惑。(参见:中国国家图书馆,你在哪儿?台湾发布关联数据有感

自己虽然已经做过一届委员,但并不清楚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什么。凭自己对这个领域的想法,草拟了一段简短发言,实际讲的内容更简洁些,如下:

希望推进现有编目规则的修订,尤其是中外文编目规则的一体化:
1、目前所用编目规则——在座多位是这些规则的编委与撰写人,比我更清楚这些规则早已到了需要修订的时候了
(1)《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1版1996年、第2版2005年出版,相隔9年。第2版序说修订了3年,即在第1版6年后就开始修订。而第2版至今已经11年,不知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修订计划?
(2)《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第1版1985年、修订扩大版2003年,相隔18年。至今也有13年了。
(3)日文、俄文编目规则更久没有修订,韩文应该没有通用的编目规则。
在编资源的差异肯定多于语种的差异。现在不同资源的编目已经一体化了(ISBD统一版/RDA),不同语种编目规则是不是也应该统一?
2、东亚地区编目规则状况
(1)台湾基本上打算直接采用RDA。
日本和韩国已经在参照RDA修订本国编目规则,日本走得比较早:
(2)日本图书馆协会目录委员会2010年即决定参照RDA修订NCR,2013年国会图书馆加入,发布新NCR修订草案,2014-2015已公布部分内容,打算在2016财政年度完成全部草案、2017财政年度定稿并实施。
(3)韩国从2013年启动修订KCR4、2015年已经提出KCR5大纲。
(4)我们的《资源描述》国家标准从2012年开始计划、2013年正式启动,基于ISBD、参考RDA,到现在也已经编写了3年,尚未最终完成。
3、我的建议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借RDA来推动中外文编目规则的统一?
在大多数图书馆(国图可能例外),编目员一专多能已是大势所趋,不同语种各有不同编目规则,不利于编目员的成长与发展。追求在细节上的小差异,也不是编目工作的发展方向。

对于编目规则一体化,汪东波主任委员解释说,《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并非中文文献编目规则,其实是我国的编目规则、针对所有语种文献。好吧,不知道有多少人这么认为,又有多少单位实际上这么做。目前规则的修订应该还没有进入工作日程。从汪先生最后总结来看,此事也并非本委员会的职责。

实际上编目不只规则需要一体化,格式同样或者更需要一体化。不过因为希望取代MARC的BIBFRAME仍在进行中,故而我未涉及格式。CALIS联编中心喻爽爽主任谈到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对乐谱编目分中外文的困惑,就是格式一体化需求的一个实例。这肯定不是孤例。编目要做更多不同类型资源(比如各种实物),实施中首先面对的是区分中外文,其实是很荒唐的。

致谢:日韩编目规则近况来自2016-1-9东亚地区书目控制动向国际论坛会议,感谢夏MM提供资料。
另请参见夏草草的日志:“东亚地区” 书目控制国际论坛参会有感(2016-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