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若有所思

    虽然图书馆计算机管理在国内已经逐渐普及，但书目的回溯转换仍是很多图书馆需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是少数小型图书馆计算机化刚刚起步，需要回溯转换；另一方面，许多大型图书馆由于馆藏量巨大，只有部分常用书目数据已经进入系统，待回溯的书目数据仍有相当数量。
    与前些年计算机管理系统刚开始普及时，全馆动员录入书目、馆藏数据不同，目前不少图书馆选择外包，因为现在已有不少可供选择的外包公司。图书馆需要回溯的文献类型（书、刊、非书资料）、语种（汉、英、日、俄、小语种）各异，不同公司服务不同，不同类型文献书目记录的价格、质量也有很大差异，选择时自然有许多值得推敲的细节。
    有一些历史的外包公司会有一个相对较大的书目数据库可供套录，而一般这些数据都经过自己与用户的检验，质量相对高些。但如果是专业图书馆，或者是回溯旧书，收录图书并非一般可套到的，则其优势就不明显了。对于特殊文献类型，如音像制品之类，则除了个别外包公司，一般都不但没有现成的数据可套，而且公司还没有成熟的编制规则与流程，很可能回溯的过程就是图书馆为他们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的过程（建议收取培训费抵充部分数据费^-^）。

    除了种种细节，仅就数据质量方面，图书馆应当持有什么样的要求？简单一句话――要求不必过高。回溯数据是自用的，目的不是交换，无需过高要求：
    首先，不能以编目员的要求来要求他们。图书馆提供的模板或基本字段要求表应当简洁，字段总数不应太多，尤其附注字段不必区分太细。国内外包公司的工作人员打字高手为主，数据原编为多，每天完成工作量是编目员的数倍或十数倍。如果其质量能够达到编目员水准，那么编目员不下岗谁下岗？
    其次，不能严格要求符合编目规则的操作。编目规则之严格细致，虽编目员尚不能说完全掌握，自然没法要求打字员。更主要的是，在操作程序上可通融则通融。
    第三，别太把“主题”当回事儿。有主题的记录一眼看上去显得比较规范。不过，如果公司的记录不是从国图或CALIS等处套录而是打字员临时编制的，那么他的“主题”至多也就是题名关键词之类。打字员们既没有时间分析主题，也不懂主题标引规则，甚至所用的根本不是规范词。这种“主题”不要也罢，图书馆还可以省些钱。只要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能够由题名等处抽取关键词进行检索，对用户的检索结果是差不多的。
    前些日子参加某馆书目回溯招标，有专家特别指出有外包公司影像资料编目程序不规范，不看片子就著录。标准做法自然是看播放的片头、片尾，但如此要求势必增加成本，需要大规模回溯的图书馆更赔不起太多时间。录像制品的标签、包装一般除片名、制片、导演、演员等外，还会有片长、制式等信息。虽然放映画面与标签等处信息可能不一致，但简化一下，就按标签、包装著录，再加个附注字段说明信息来源，也就OK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1996）规定的主要信息源为“录像带和电影片的片头（尾），亦可用标签、盒封为代主要信息源。”）
    看看MARC记录权威LC那些回溯的旧记录，不符合规范的多了去了，不照样挂在网上让全世界评头品足也没觉得丢人现眼吗？

    当然，质量要求不高绝不是没有要求，只要满足最低要求就可以了。评价标准是用户能够找到图书馆拥有的所需文献，并且找到的正是他想要的：
    第一、著录的信息没有错误，或者说错误率低于一定值。信息取自规定信息源或附注说明的信息源，两者必须一致。如果套录记录，套录的必须是在编文献的记录，而不能张冠李戴！后者需要特别重视核对。
    第二、提供基本著录信息，不应遗漏重要信息。
    第三、提供必要的检索点。一般通过基本著录已经同时完成了提供检索点的任务，但某些情况可能需要增加检索字段。

    日前新闻出版总署公布19种含有虚假信息图书，要求书店停售。这里的“虚假信息”含意不明，是夸大宣传，抑或子虚乌有的杜撰？似乎后者的可能性较大，即为假冒书。相比1月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提出的百来种管理类伪书（消息、清单）这个数字要少很多。
    图书馆应当如何处理此类图书？“續 採編的新挑戰：偽書的陷井”，认为图书馆收藏伪书存在以下问题：
1、與圖書館精神的抵觸（主要从知识产权角度，但没有排除图书馆出于典藏目的的收藏。）
2、圖書館應提供正確的資訊給讀者
3、與圖書館社會教育的功能不契合
4、圖書館信任度的影響

    伪书古已有之，现今某些经典就被疑为伪书；就比例而言，也未必于今为盛（梁董提供了古籍中伪书的数据，但结论十分之一当为百分之一误）。出版伪书固可指责，但图书馆收藏则未必。如非侵权，只是托伪之作，则与知识产权无涉。除少儿图书馆，读者均是成年人，有自己的判断力，图书馆是否真有教育职能，也大可质疑。相反，图书馆具有保存文化（哪怕是负面的）之作用，收藏伪书无可厚非。至于是否应当限制使用，则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如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应当可开放使用。
    无论如何，如果作为馆藏，图书馆有必要通过目录告诉读者该书之真伪（即“提供正确的资讯给读者”），而由读者自行决定是否需要阅读此书。

    虽然编目员通过一番查证，有时能够对某些书的真伪作出正确的判断，然而这种判断缺乏权威性，容易受到质疑。有新闻出版总署的尚方宝剑，自然就无后顾之忧了。
    曾写过“伪书之假冒外版书”，当时老槐在评论中曾考问关于伪书的“编目理论”和“现代编目原则”。当时我的回复不知为何无法提交。伪书新闻重现，我再将此问题认真查考一番，或许可采取如下做法：

    按照著录规则，在题名与责任者项仍应照录，但标目则另当别论。《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没有提及这种情况，AACR2R(2002之21.4C)或《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9.2.1.3)有关于“误认或虚构为某个人或团体的作品”的规定。对于个人的规定如下：
    如果知道实际著者，以实际著者作为主要款目标目；如果查不到真实的著者，则以题名作为主要款目标目，为虚构或误认的著者作附加款目。
    虽然中文编目没有主要款目概念，但这个规定对于中文伪书也可套用。那些子虚乌有的书，或可认为实际上是（编）译者之作，故应以（编）译者为主要或等同知识责任(701字段)，而以杜撰的原作者为次要知识责任(702字段)。考虑到作伪或有所顾忌，（编）译者很可能只是个笔名，这不影响其作为一个检索点。
    文献语种(101字段)当为原作或编译，而非翻译。当然，宜加附注说明该书为伪书。

疑惑：
    在多种图书馆目录或联合目录中，查新闻出版总署的伪书，《强者怎样诞生》说明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但只查到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的；而《管理史上的奠基之作》说明为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却只查到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的。
    《没有任何借口》有真假两种版本已是尽人皆知的了。那么，是否上述二书也如此？以该二出版社出版伪书的肆无忌惮、习以为常，似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