鎌田茂雄編. 中国仏教史辞典. 東京堂出版, 1981.9. 450p; 19cm. ISBN 4490101503
参见：《中国佛教史辞典》译前语（日语不精、佛教不通，译文仅供参考）
871．僧官制度
国家任用特定的僧尼为官吏以管理、监督佛教教团的制度。僧官是具有僧侣与官吏双重身份的僧尼。僧官制度的建立，可上溯到北魏道武帝于皇始二年（397年或皇始元年）以赵郡的法果为道人统，以及后秦的姚兴（393-416年）任命僧[丰刀(上)石(下)]为国内僧主，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为僧录。北魏时，华北统一后，一度似乎仍用“僧正”这一官名。然而，伴随着文成帝的佛教复兴之诏（452年），僧官制度整然完备，即在中央设置以道人统（沙门都统）为长官，都维那为次官的监福曹，在地方设置以州沙门统为长官的僧曹（监福曹的分署），使教团的管理一元化。之后，和平元年（460年）监福曹改为昭玄寺，设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及功曹与主簿员，但实际上似乎并未作画命“大统”。昭玄寺还进行僧尼犯杀人以下罪的判决。接着孝文、宣武二帝时，在各寺加设相当于上座、寺主、维那三纲（三官）的僧官。后来东魏时，昭玄统也称为国统，昭玄都维那也称为国都。接着北齐文宣帝于天保二年（591年）建立昭玄十统之制，任命法上为昭玄大统，僧达等九人为通统。西魏文帝的大统年间（535-551年），还出现昭玄三藏的官名，继承这一官名，北周敕任周国三藏为中央的僧官，夏州三藏、安州三藏等为地方的僧官。这里的“三藏”主要是掌管教团内部的礼仪、教学方面的职务。另一方面，作为南方的僧官，最早大概是东晋安帝时代，益州刺史毛璩任命僧恭为蜀郡僧正，但这显然是地方僧官。国家层次上的僧官，始于刘宋武帝（420-422年）时瓦官寺法和成为僧主。接着孝武帝时（453-464年），以僧正为最高，之下设都邑僧正等。明帝时还任命僧瑾为天下僧主。以后，南朝的僧官制度还是继续以僧主、僧正为中心。但在齐、梁代，与中央的僧主（天下僧主）、僧正相比，还是地方的僧主、僧正握有实权。隋代时，已知至少到开皇十年（590年）前后，还在中央任命昭玄大统、昭玄统、外国僧主等，也还使用僧主、僧正的称呼。然而，似乎并不存在统一的组织，据认为只是为方便或是习惯而设置各种僧官。入唐后，武德二年（619年）设立十大德制度，但一时而终，随着所管辖的中央官厅的整顿充实，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没有设置中央僧官。后来，作为中央僧官的例子，有中唐时澄观、惟英就任僧统，但这一“僧统”更具尊号的意味。与此不同，元和（806-820年）—长庆（821-824年）年间，正式设置僧录（左卫僧录、右卫僧录），作为功德使之下的次官或事务官，掌管中央与僧尼有关的事务。而在地方上，唐初起设置地方僧统为最高僧官，在元和二年以后，也设置了僧正，但与地方僧统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是为了在都督、节度使、刺史的管辖内帮助掌管教团。宋代在中央（首都开封）设置左右街僧录司，总管教团，其官职设僧录、副僧录、讲经首座、讲论首座（后二职南宋时废止）等，还设直属僧录的鉴义（负责总务，南宋时加上额外鉴义）。在西京河南府也设置僧录司。地方僧制度沿袭唐代之制，各州设管内僧正一名，之下设副僧正、僧判。后来在特定的州，还在僧正之上设都僧正。另外，在五台山继承唐代的十寺僧长制，设置十寺僧正司；在天台山设都僧正、副僧正、僧司等。这些都是特殊的制度。元代时设立宣政院，作为管理全体教团的机关，设总统、僧录、正都纲、副都纲等僧官。还在天下各州路设僧录司，其管辖下的各州设僧正司，僧正司中设僧正与副僧正，各县设都纲。另外，作为大都宣政院的江南方面派出机关，设置释教总统所，统率、监督地方僧官。明代时，先是太祖在金陵天界寺设善世院，作为统辖佛教教团的机关，设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但洪武十四年（1381年）时确定了在京、在外二种僧录司制度，第二年起实施。在京僧录司中设善世、阐教、讲经、觉义左右各一人，作为在外僧录司的下属机关，设立府层次的僧纲司（设都讲、副都讲）、州层次的僧正司、县层次的僧会司。这些机关的任务是：（1）调查僧尼人数并作成名簿；（2）选定寺院住持；（3）发给度牒；（4）指导、监督僧尼等。清代的僧官制度大致以明代的制度为准，但总管僧尼的实权几乎完全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