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获IFLA扫盲/读书奖

    4月8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宣布，云南省图书馆因其为盲人提供的服务――最近开放的盲人阅览室而荣获2005年扫盲奖（Guust van Wesemael Literacy Prize 2005）。IFLA说明类似服务在该省及中国西南地区为首家。
    IFLA扫盲奖为纪念IFLA已故领导者Guust Van Wesemael而于1991年创立，是IFLA为数不多的几个奖项之一。该奖的目的是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或学校图书馆开展扫盲活动，申请者可以是这类机构或个人。自1997年起，每两年颁发一次，奖额为3000欧元。
    今年共有来自亚洲、非洲、南美九国的十个申请，评委会成员一致选择云南省图书馆，理由如下：

  1. 在中国，向盲人和弱视者提供服务的图书馆数量极其有限，因而云南省图书馆的创新活动特别不同寻常。
  2. 他们所做的工作将有助于维持与发展对于盲人或低视力者的扫盲，这一大群人成百上千万，生活在社会最低层。
  3. 这是今年最令人感兴趣的申请，给出了已完成工作的清晰证据，以及奖金将如何用于促进此项工作：购买盲文出版物、朗读图书及盲文软件。

    下期IFLA Journal将详细报导此事。

    云南省图书馆网站今天报道的标题是――热烈祝贺云南省图书馆首次荣获国际图联”古斯特”读书奖。全文如下：

    日前，云南省图书馆首次荣获2005年度国际图联（IFLA）”古斯特”（the Guust van Wesemael Literacy Prize 2005）读书奖。
    该奖是专门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的发展而设立的。这次共有来自九个国家的十个项目提交了申请。我馆的项目因其深远的社会意义及极高的可行性等优势获得了该奖。

关于云南省图书馆盲人读物阅览室的相关报道：
人民网2004年10月18日：云南将建首个盲人读物阅览室
央视国际2004年12月3日：云南省图书馆 首开盲人阅览室
新华网2004年12月6日：云南第一个盲人图书阅览室投入使用

 

世事轮回之民工图书馆·民工子女学校

    近年小资风格叙述民国时期上海风貌的著述日多。那种灯红酒绿的繁华，不过是城市的橱窗，甚至都不是普通百姓生活的点缀。杂陈其中，描述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学术著作《霓虹灯外》，则是完全的异类。
    看罢，竟然发现当今与当年真的是那么的相象！社会在发展，可有时不过是时间流逝而已。世事轮回，二十一世纪上海的繁华，其实也与普通百姓关系甚少。数百万人下岗，如同当年本地人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数百万人来到上海，如同当年进入”冒险家的乐园”。霓虹灯下，出租车司机如当年黄包车夫般几人争开一辆车；霓虹灯外，苏州河及支流的船屋和市郊结合部人畜混杂的棚户，也偶有所闻。
    虽然贫富差距巨大，据说当年（以及当今）上海本地却很少治安问题。书中以资料指出上海人性格柔弱，这可以解释本地人何以能承受具大的失落。不过何以即使是强悍者，到了上海也变得温驯起来了？作者在书中有他的分析，我则想以书中提供的一个七十年前”民工图书馆”的实例，作为我的一种解读：

    1933年成立的上海人力车夫互助会，为互助会成员提供的教育设施都是免费的。互助会设有7所以车夫的孩子为对象的学校。成人学校的对象则是车夫本人。互助会的每一办公区都设有阅览室，订有较有影响的报纸和画报。通常，阅览室旁作为休息室。互助会还设有流动图书馆，每期有图书500册以上。这些设施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1937年-1938年间，阅览室读者为273,592人次，平均每天750人次，图书馆101,503人次，平均每天278人次。（第79-80页）

 

    建设和谐社会，民工问题不可不重视。作为解决此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民工图书馆”已开始在各地出现，他日星火或可燎原：
    2004年8月，石家庄，进城务工人员图书阅览室（《工人日报2004-10-20）http://www.grrb.com.cn/news/news_detail.asp?news_id=200270&type_id=18
    2005年1月，北京，首都图书馆北京建工集团分馆（《中国财经报》2005-01-15）http://www.cfen.cn/loginCt/pageprocess?pageurl=bzbm/2005-01/15/content_71892.jsp

    该书还引用了另一则调查（第98页），可与当今”民工子女学校“作些比较：
    约在1925年，五位社会学爱好者探访了上海西北角的一个棚户区，着重留意那里的教育问题。他们参观了三个学校，皆为民办……一所使用北京教育部发行正规课本的小学……其中一所学校实行的是道尔顿体系，该体系是马萨诸塞道尔顿的Helen Huss Parkhurst (1887-?)几年前（1920年）才创建的。参观时学生们正与老师讨论着儒家教义，既为自我修养，也为学以致用。

附书目信息：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 卢汉超著 ; 段炼, 吴敏, 子羽译.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上海史研究译丛)
原著：Beyond the neon lights :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 Hanchao Lu.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99.
此书于2001年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两年一度颁布的最佳著作奖。这是此大奖第一次颁布给华裔学者，也是该学会历史上仅有的三本有关中国的获奖著作之一。

 

编目员的工作态度与意识

   几年前在了解国外有关”编目/编目员危机”问题时，曾认真看过对岸王美鸿关于Michael Gorman的文章（《大学图书馆》1998年第二卷第二期），前些日子keven全文转贴了此文。

    作者在文中”编目员的工作态度”部分指出，最初提出编目危机的Andrew Osborn在1941年将编目员分为四类：遵守法规型、完美主义型、书目型及实用主义型。到了1975年，Gorman也将编目员分成四类：颓废者(the decadent)、机械万能者(the stern mechanic)、虔信者(the pious)及机能主义者(the functionalist)。Osborn的四类编目员大至还可以对号入座，而Gorman的四类编目员名称，不知是我不在其语境下无法理解，还是其善于挖苦人的本性在三十年前的表现。不过撇开名称不谈，实际所述的各类编目员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无疑仍是存在的。

    受ISBD、MARC格式所限，编目员经常要费心于是用”.”还是”;”，或者是不是要”.”、要不要空格这样的细节，而在计算机时代这些可以说毫无意义。然而正是这样的细节不断地累积、强化，造就了一批Gorman所说的”只重视目录的形式，而不关心目录的目的；只注意标点符号的位置，而不考虑目录的意义“的编目员，即其所谓的”颓废者”。

 

    由于编目的最终结果以MARC记录形式出现，现在编目员对MARC格式的关心常常超过编目规则，这对于编目质量而言已存在先天缺陷。即使对于编目规则，不少编目员也只关注条款，很少考虑制订这些规则想要达到的目的。
本来编目规则常隐去作出细致规定的缘由，只注重包罗万象的细节，很容易让使用者迷失自我，故适合参考备查而非系统记忆。所谓”纲举目张”，学习条款时当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编目时再养成随时翻阅的习惯，就可以做得轻松而又有好的质量。

    我曾写过”编目与图书馆目录的功能“，就是认为编目员应当如Gorman所说，”了解目录的内涵”，这才是编目工作的价值所在。当标点符号之类MARC格式细节掌握到了堪称”完美”的程度后，只有在编目时明了目录的功能，才能在选择著录内容时详简得当、游刃有余，将编目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在我们的认识中，Gorman所述的并不是工作”态度”问题，编目员工作态度大都很认真、很顶真。实际上这是编目的”意识”问题，认识到读者利用目录要达到什么目的，编目时考虑：

  • 如何让读者通过目录找到所需要的资料
  •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在编文献的作用

大概编目质量问题就解决大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