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布置为本校的“上海社科大师”写微信公众号文章，以响应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礼赞上海社科大师”活动（参见：“礼赞上海社科大师”主题地铁专列，2018-05-23）。我对大师所在领域并不了解，如果为写而写，只能抄录已有资料，没多大意思，而且还会因为对原文的理解偏差而出错。如果作为搜集人物资料的结果，倒有可能发现与时代结合的亮点，写出来会更有可看性。当然，还有另外的理由。
这些社科大师都是名人，不乏评价介绍文章。但从查到的资料看，介绍文章中信息未必都准确，甚至某些可算得上第一手资料的亲历者回忆，也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而与事实不符。图书馆员不是领域专家，不可能写得比专家好。然而图书馆员坐拥日益丰富的全文数据库，又擅长查资料，应当修正可能的事实错误，并补充更丰富的信息——特别是由于时代原因曾被刻意省略的民国年间活动。
说到第一手资料，不免想到1980年代最流行的英语教科书《新概念英语》里，记者为统计非洲某国总统府台阶数量而身陷囹圄的故事（New Concept English, 第3册第5课：The facts）。因此，如果为资料信度排序的话，报刊上的活动报道可居前列，尤其是正规大报，绝对的第一手资料（小报有捕风捉影的可能）。比如《申报》中的消息（事前）和报道（事后）相当丰富，是了解民国年间人物活动、社会关系的绝佳来源。当然，报道中XXX博士之类的称呼，就不能作为是否获得博士学位的证据了。
事实类信息，以机构本身出版物为信度最高的资料。比如高校名录、年报，会有教职员名单、各级学生名单、当年毕业生名单、甚至校友名单（可确认毕业年份与学位）。当年《申报》上有不少任职信息，比如开学前后，报道某校聘定院长、系主任之类，通常也是可信的——在找不到机构本身出版物时，可作为信史。
对学术成就的评价，官方评奖的评语信度最高。比如本次“上海社科大师”名单下对各位的评语。
对本领域学术成就的评价，学会协会编写的出版物信度较高，尤其是周年庆出版物，通常不会因过度偏向某一个人而致事实出错。
个人回忆录或口述历史，我通常会放在第一手资料的最后。原因一是时间久远，一是情感偏向。
个人纪念文集中收录的纪念文章，通常属于个人回忆范畴，有时时间并不久远，但指向性太强，会有过誉风险。
名人集、名人录中收录的文章、条目，信度再低一级。因为不能确定作者是否真的了解所写名人，文章所据是否为第一手资料。
最后，如何发现事实错误？简单地说，不能只看纪念TA的文章——很多是抄来抄去的好嘛（如果我不查原始资料就写，我也只能抄）。要用全文搜索，查找提及TA的文章。浏览相关内容，会发现评价其他人时提及TA（比如纪念其他人）的文章，就可以比较评价的不同、事实的差异，发现进一步查找的线索。其实这通常是查评论报道文献时顺带的发现。
更辛苦的是，把报纸上有关TA的报道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发现根本没有很多文章中讲到的TA在某机构任职的任何信息。这个是特例，是个意外发现，如果作为经验总结的话，可以试着全文查：人名+机构名，也可以得出同样结论。但我其实在记录有关TA的报道的过程中，对TA有了全面的了解，写出了自以为很有可读性的介绍文章——当然这不是目的，我由这些报道作出了TA的社会关系云图，更期望能作出真正的社会关系图。
此为重拾文献检索之二。第一篇见：怎么查作者的英文姓名？（201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