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向、刘歆到乔治 ·布尔

    看李国新《中国文献信息资源与检索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早年《中文工具书》教材的与时俱进版。对前言中一段话很有同感(第3-4页):

检索工具在不断更新,今天重要的,明天可能不重要;今天实用的,明天可能被淘汰。所以,重要的是基础知识、基本原理,是共性和规律,是意识和能力,而不是以数量取胜。

    除了第一章,其他只是草草翻了翻,没认真琢磨,不知道学生学这本教材后,是否在掌握检索能力之外,还能具有检索意识。”意识”何以养成、如何培养,一直是自己所困惑的。
    使用检索工具的基本技术方法(第一章第三节),讲到布尔逻辑、截词检索等,就想到了刘向、刘歆。多年前的教材,从图书馆学概论开始,到图书馆史、中国书史、目录学、中文工具书、图书分类等等,每课必刘向、刘歆(幸亏不是每门课都上),到后来所有人一听到刘氏父子就头大。现在图书馆学变成了信息管理学,刘氏父子改成了乔治·布尔,大概信息管理概论、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信息存储与检索、信息检索与利用(还分中文、西文二门)(以上所列均为北大信管系课程)以及信息(检索)语言等等,也要讲到大家一听到布尔逻辑,”又来了…”
    书中引入了学术伦理与学术规范的内容(第一章第四节”文献信息资源利用的学术规范”),作为文献信息资源利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不知道放在文检教材中是不是首创?最近《中华读书报》上王晓路撰文说”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中均没有关于学术规范的课程或讲座,而只是依靠宽泛的提醒和任课或指导教师的提示。”(”学术规范与研究生教育”,2005年1月5日第10版)想起自己的一个笑话,写本科毕业论文时,老师提到一句凡引用的要写参考文献,于是我将老师讲课笔记也列在”参考文献”之列。那时没有人讲授学术规范,似乎大家都是无师自通。我以为现在已经改变了呢,原来一切如故。看来做李老师的学生是幸福的。

 

科学研究中的合作:合著与高产

    在对各国科学文献评价研究中,有一个合作度研究,即平均每篇论文的作者数。我们经常对本国作者合作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自责。那么,是否”国际惯例”就是有较多作者合作呢?合作度能否用于评价科研水平呢?科学界赞赏何种程度的合作呢?
    马克·亚伯拉罕斯著《谐趣科学》(李旭大译.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4.  Marc Abrahams:Ig Nobel Prizes)提供了二个实例。

    1993年9月2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一篇医学研究论文,该论文大约共有976名联合著者,分布在世界上15个不同的国家。而这篇论文页码数不过联合著者数目的百分之一!该文作者们因此被授予1993年搞笑诺贝尔文学奖。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总编对此评论是:”这只是医学界一直在进行的、提高作者知名度运动的一部分。写的论文越多,你就更有可能得到提升,更有可能得到更多的资金。”

    莫斯有机元素混合物研究院的尤利?斯特拉科夫在1981年至1990年期间共发表948科学研究论文(不是经济学随笔),他因此被授予1992年搞笑诺贝尔文学奖。在他一生之中,共发表2000多篇科学论文。甚至在他去世多年后,仍有论文发表
    西方熟悉苏联体制的科学家如此解释这一现象:尤利?斯特拉科夫所在的研究院拥有在前苏联极少的进行晶体摄影的设备,作为使用设备的交换条件,科学家撰写研究报告时需要加上该研究院的某一个人作为研究报告的联合著者。
    而尤利?斯特拉科夫正是该研究院的主任。

参见:The Ig Nobel Home Page

 

编目与图书馆目录的功能

      讲图书馆目录的功能,大概可算老生常谈。但至少对于编目员来讲,如果编目时头脑中装着图书馆目录的功能/职能,那么对于著录项目的选择(即判断什么应该著录、什么不需要著录),就会变得容易一些。
    百多年前,克特提出图书馆目录三大功能,即:查询(检索)功能、聚集功能、辨识功能。时代在前进,图书馆目录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大。于良芝著《图书馆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03)在介绍了图书馆目录功能的发展演变后,总结图书馆目录功能如下(46页):

确认:确认目录所描述的作品或文献是否确为查询的对象。
聚合:即揭示图书馆对于某一特定作者、某一特定主题或某一类型的文献拥有哪些馆藏。
选择:选择能满足用户需要的作品或文献,排除与用户需求无关的作品或文献。
获取:通过文献购置,文献传输,数字化文献的存取获得文献。
导航:通过书目数据间的等同、相关、等级关系从已知作品导向其他作品。

      庸俗一点理解可能是:我们是否为在编文献提供了充分的描述信息?我们是否提供了足够的检索点?我们是否提供了与之相关文献的信息?我们是否为电子资料提供了相应的链接?……
      充分、足够并不意味复杂、面面俱到,而是适可而止;所谓相关也需要适时把握。
      关注读者的检索习惯。编目时需要记录在编文献的独特之处,但不需要记录文献中所见到的一切――须记得问自己:读者会这样检索吗?这些信息对他/她有用吗?
      关注文献被最广泛利用的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作一些分析著录,但如果以现有检索点读者已经可以找到所需文献,就不要滥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