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原先我父亲只身来上海打拼。可能为了隐瞒以前的婚姻，很少提及原籍状况。以致我们只知道他是浙江崇德（今桐乡崇福镇）人，是城镇还是乡村，其本人经历、学籍、亲属等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严格地说我家的亲友圈应该只是我母亲家的亲友圈。
我外公家兄弟三人，外公排行第二。外公早年经商，从事化工颜料的进口业务，其实在我出生前早已过世。我母亲兄妹三人，小舅早殁。大舅徐宸枢有过二次婚姻。第一次婚姻育有秀珍（女）、根富（男）、三毛（女）、美珍（女）、小妹（女）、根发（男） 等六个子女。大舅早年在外地工作，一方面子女众多负担较重，另一方面这位夫人非常强势（好婆婆称她为白相人嫂嫂），婆媳关系根本无法调和。这也是外婆长期居住在我家的主要原因。其六个子女除根富有时会探望老人，老人过世后每年春节也会探望姑妈（我母亲），其余基本无来往。
大舅第一位夫人去世后，在杭州与乐清籍女子有了第二次婚姻，并育有秀丽（女）、根宏（男）、根荣（男）等三个子女，这已是解放以后的事了。由于经济负担沉重，家庭生活相当困难，1958年外婆忍痛将外公遗留的宁波市区白马庙弄房产产权传给了他（关于此一房产，我不知母亲是否知晓，在当时我可是第一次听说），事实上他当即转卖贴补了家用。文革开始因历史问题（当过矿警）被下放到余杭农村。可怜大舅此时已年近60，很难从事体力劳动。幸亏农村出身的舅妈吃苦耐劳，才勉强养活一家五口。文革后期他家的生活更趋困难。大舅几乎每年都会来上海一次，一般都住我家并探询他前妻所生子女，据我们所知除根富以外，其余子女都不愿给予补助，倒是我妈总是会给予适当资助，我们（我和姐姐两家）作为东道主也会在临行前赠送一些实用物品作为补贴。1978年年初大舅邀请我们参加秀丽婚礼，而此前我们还从未去过余杭乡下。婚礼当天早晨我和姐姐、姐夫、大可四人从上海乘长途汽车出发，抵达余杭车站时，正值大雪纷飞，我们顶风冒雪一路步行寻访总算顺利到达超山附近目的地，得以准时参加婚礼。说实在的上海客人的来到，也在当地为女方争得了面子。当晚我们就住宿在他们虽略有透风、但仍保暖的家中。并在第二天由根宏、根荣兄弟摇舢舨送至塘栖镇，让我们少走了很多田间小路，并可从铁路更便利返回上海。需要指出的是秀丽的同父异母兄姐竟然无一人参加此次婚礼。
徐瑞记是堂舅徐汉堂（我外公长兄之子）所经管的一家日用百货批发商店的名称，地址是今东新路（那时叫东新桥）附近一条弄堂里，楼下是店堂、楼上是住房。除堂舅夫妇及他们二个儿子小峰、小栋外，堂舅的母亲及仍待字闺中的妹妹也住在一起。徐瑞记曾经与我家关系密切的主要原因是：在地域上它虽属于法租界，但与我家旧居九亩地相距很近，两家甚至可以说是隔路（民国路即今人民路）相望。因此徐瑞记是我家进入租界的中转站。在逃避日寇入侵时是跳板，在眺望陷落故居时则仍然是立足点。我前面提到的法租界铁丝网边其实就是它们家弄堂外。徐瑞记另一个不被遗忘的原因是：那时从新闸路我家去东新桥都乘3路（山海关路-东新桥）有轨电车，它是我幼年人生最早的重要记忆。
西摩路金家（可能是我外公长兄的女婿）。所住三元坊其实与我家同在新闸路上而相距稍远，因接近西摩路（即今陕西北路）而呼之。金家住在弄底不记得几号，但住的却是当时我家亲友圈中最好的洋房：不仅款式新，而且全套西式洁具，尤其印象深的是该弄与大同中学（今五四中学）操场隔篱笆相望。学生课间的打球欢笑声，至今犹在耳边。金家男主人是个医生。印象中他们有一个子女生理上似乎有些缺陷。
徐瑞记与西摩路金家，那时主要都是外婆在走动，确切地说我年幼时是她带着我，她年老时是我陪着她。1950年2月我离沪参加工作，记得我到达大连，曾分别写信给这些亲友们报过平安。没有想到一别7年，1957年才获得探亲机会，此时外婆因年老体弱，很久没人陪伴随走动，有的就失去音讯，与徐瑞记及西摩路金家两家从此断绝了来往。
麻袋厂大姆妈（徐凤珍、小名阿娥，是我外公小弟的长女）。丈夫王听涛我叫大伯伯，在日商麻纺厂当工长，就住在工厂宿舍。在我上小学暑期曾去居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她们女儿王嫣然已去南京中央大学读书，儿子王剑云（安然哥）在胶州中学读书，曾领着我这小弟去逛过胶州公园的八百壮士收容所。我当时还不明白，国民政府为什么不优待这些抗日英雄？解放后安然哥考上沈阳东北工学院，我在大连还给他寄过苏联出版的中译本列宁全集双卷版。他大学毕业分配回上海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当工程师。以后就顺理成章的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可惜他英年早逝跑在自己父母的前面。幸亏靠妻子支撑养大了二女一子，女儿们都有出息，儿子却因高考失败而失智，可能要终老精神病院。
麻袋厂大姆妈自幼失去父母，弟妹都是她拉扯大的，所以都视以为母。妹妹阿毛阿姨从童工开始，一直在统一纱厂当女工。弟弟徐信威其实比她自己女儿大不了多少，但也从学徒开始一直在麻纺厂当工人，而且成了地下党。解放后一直从事工会工作，（据说曾任厦门总工会副主席）。
绍兴路冯家。是我外婆家的远亲。其岳母比我妈高两辈，称她为小舅婆。她的女儿，也即冯太太虽然比我妈年轻，但我妈叫她阿姨，我称她为小婆婆，而我大姐当年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公公介绍的。冯家家庭殷实书香门第，夫妇育有一个女儿肇章（冯慧新）并领养了一个儿子肇基（冯家声）。肇章从小品学兼优，但在上大学时突患精神抑郁症，休学期又与补课的外文老师付启人（当时认为他政治不可靠）谈起恋爱，而此时公公的糖尿病已入膏肓，且很快离世。按辈份肇章应该算我阿姨，但实际年龄比我小两、叁岁。她的生病、恋爱以至家庭变故都发生在我从部队复员回上海以后。当时无人可商量的小婆婆多次找我讨论对策，从此两家关系更加密切。事实上肇章付启人后来的婚姻关系很稳定，她们的儿子海贝，还是小婆婆带大的。小婆婆去世后 ，她家开始从绍兴路搬迁至南江路，接着又因世博动迁，干脆搬迁至苏州。前些年我还去苏州探望过。冯家养子肇基从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并在那里成了家。小婆婆生前并没亏待他，但又怕肇章脑子不清醒时误事，所以事先将留给他的一些首饰存放在我处，小婆婆去世后他才从我处取走。
堂舅洪才祯，是徐家重要的亲戚，我不仅说不清是何种关系，而且还不知道究竟住在上海何处，因为家中有事总是他上门的。但我知道他是银楼的跑街先生（外勤-采购或推销），路道粗、人脉广。家里很多对外关系都由他出面去打交道，尤其外婆涉及宁波的事务，诸如庙弄故居租赁、徐家坟山打理、外公忌日祭拜等等杂项，更是非他莫属。才祯舅老家在宁波，儿子读完中学来上海学生意时我曾见过。那大概是1958年，他人高马大、一表人才。可惜没留下联系方式，后来与他父亲一起没了音信。那是外婆过世后，她的棺木运送及与外公合葬事宜照例仍是才祯舅按排的，但此事办理妥贴后连他自己一起都没了消息。2011年信威舅曾经用才祯舅文革前留下的地址给宁波写了封信，但很快被邮局以地址不详退回。当时所写的地址是宁波市镇明路苍桥头郁家巷五号。从地图上看镇明路苍桥路都是存在的，2013年我按此地址，实际去宁波市中心探询过，苍桥头找不到。然而苍桥路底确实与镇明路交汇，或许可以理解为此处为苍桥头，但郁家巷并无踪影。据当地老人介绍，此地的街道、房子十几年前就拆掉改建，此处早已名是人非了。
好婆婆（人称吴家姆妈）是原九亩地的老邻居。813逃难后搬迁至法租界钜赖达路（今巨鹿路）厚德里（已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好婆婆与我家的关系确实如此，即使后来变成了远邻，关系依然亲近。好公公姓吴，是个商人，我们很少见到他。因好婆婆不育、以传宗接代为由他理所当然的有了外室；后来同样因好婆婆不育，担心其老来无伴，特地将外室所生的一个女儿蕴珠，过继给她。好婆婆自青春至迟暮不仅肤色细腻、容貌清丽、气度高雅，而且思路敏捷、善于抓住事物本质、言辞犀利、疾恶如仇。小的如早期对我父亲本质的分析，大的如私下对江青为人的评论，几乎都准确无误入木三分。可好婆婆最终并未如其夫所愿——孤独而去。蕴珠当年下乡去了东北，结婚后在徐州华东石油管理局工作而离开了上海。
高高阿婆（人称劳家姆妈）也是原九亩地的老邻居。因居住在高高的三楼而呼之。813逃难后搬迁至英租界极斯菲尔路（今万航渡路）。高高阿婆还是我妈妈过房娘（干娘），她有两个儿子劳为公、帅为中，抗战初期随国民政府去了大后方。后来劳为公还考取青年远征军实际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员进入商务印书馆回到上海（那都是后话了）。那时母子间经常有书信来往，而我父亲与家里的信息来往却越来越少。因而我母亲常去她那里打听消息，父亲在重庆再婚的消息就是由此得到。如今看来虽然结婚的对象有些出入（当初告知的对象是立法院副院长梁寒超的女儿）、但再婚的事实准确无误。或者也可以说这也为抗战胜利后我母亲能坦然面对婚变提供了充分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