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乐此不疲

张耀翔是心理学家，1920年代曾以心理学常用的统计方法研究人文社科问题，除了颇受好评的《中国人才产生地》，还有引发不少争议的《新诗人之情绪》（心理,1924,3(2):1-14）。
文章试图以非直观感受的方法对情绪进行测量，选择的对象是诗人，统计当时最有影响的9部白话诗集中的感叹号（感叹符），以及与感叹号连用的字（如了、啊、呵、呀、唉……约20个字）。以下是一个结果的摘要（平均每首感叹号数/平均每若干行有一个感叹号）：
胡适《尝试集》：1.5/5.8
康白情《草儿》：2.5/6.7
郭沫若《女神》：3.9/1.6
俞平伯《冬夜》：1.6/6.1
冰心《繁星》：0.7/6.4
冰心《春水》：0.9/4.7
CF女士《浪花》：0.7/7.8
《新诗年选》（41人合集）：2.6/4.7
《白话诗研究集》（33人合集）：1.7/4.0

总数为平均每首诗2.1个感叹号/平均每4.3行有一个感叹号。看到这个结果，不难想象作者为什么会想到统计感叹号了。尤其是《女神》，竟然每1.6行就有一个感叹号！
文中称，古人“未有如今人见了一只小鸟，坐了一次洋车，走到一处溪边，爬了一回土山，动辄连叹数十回不止者。在作者或自以为多情，天真烂缦，舍此无以表自然之美；实则暴露自己之感觉过敏，无健全之人生观，不得志于当时当世。”
作为对比，文章又统计了国外著名诗人诗集，包括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各特、勃朗宁、但丁及外国名诗选（Golden treasury），结果是平均每25.5行有一个感叹号（最多的是勃朗宁15.1行）。
他的最终结论如下：中国现在流行之白话诗，平均每四行有一叹号……公认之外国好诗幸无每二十五行始有一叹号……中国白话诗比外国好诗叹号多六倍。中国新诗人比外国大诗家六倍易于动感叹。// 子夏毛诗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若今之白话诗，可谓亡国之音矣。
文章明显对这些诗持批评态度，文中更撰白话诗一首记感：仰看像一阵春雨，俯看像数亩禾田；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所难堪者，无数青年读者之日被此类“细菌”“弹丸”毒害耳。

此文在《晨报副刊》上引起不小争议：
先是（章）衣萍发文质疑：感叹符号与新诗.晨报副刊,1924-09-15:3-4
然后张耀翔回应：白话诗中感叹符.晨报副刊,1924-09-22:2-3（称自己当年-1919年-时就是赞成白话诗的，现在反对的是其内容，并非要禁止白话诗。文中所撰诗只是滑稽的穿插，有也行，删去也可）
再后还有萧度的一篇也涉及此文：候教.晨报副刊,1924-10-03:3-4
期间鲁迅用笔名（某生者）在晨报副刊发文，不点名引用、讽刺张耀翔的观点（又是“古已有之”.晨报副刊,1924-09-28:3-4）：那时大约确乎因为胡适之先生还没有出世的缘故罢，所以诗上都没有用惊叹符号，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万了，加上“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万。
鲁迅后来再次提及感叹号亡国（论辩的魂灵.语丝,1925-03-09,(17)，收录于《华盖集》）：勿用惊叹符号，这是足以亡国的。但我所用的几个在例外。
参见：王德禄主编.鲁迅作品賞析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170-171；陈漱渝.《情书一束》与《情书一捆》――鲁迅与章衣萍之一。见：倦眼矇胧集: 陈漱渝学朮随笔自选集.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131-134:

到1930年代，又有几篇提及此文：
非命.隨筆：一、昔者張耀翔先生以“！”這個東西爲亡國之象而統計起來…….（骆驼草,1930,13:4-5）
子展.白話時果爲亡國之音乎（申報自由談,1933-2-15）
詩詞中所表見的民族健康（华年,1933,2(8):3-4）：二月十五日申報自由談中，子展先生在他的蘧廬絮語裏提出了一個問題｜『白話時果爲亡國之音乎』？這不是輕易可以答覆的問題。張耀翔先生在他的新詩人的情緒裏給了一個正面的答覆。……我们认为张先生的研究确乎是新鲜有趣。“亡国之音”的罪名也许加得太重，但从此新诗人不敢再骂旧诗人为无病呻吟，我们是可以断言的了。……

70年后，白话诗已不再是争议的话题，对这篇探索之作，有文章给予正面评价：
章亚昕.解构与重构:现代诗学体系的观念性建构方式（社会科学战线,1996(05):191-196）：在20年代的《心理杂志》上,发表过张耀翔的《新诗人之情绪》。这篇文章很重要。作为艺术心理学研究，或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它的学术价值自是有限；然而这篇文章敏锐地表达了读者对于早期白话诗普遍的观感，揭示了当时人们对于诗艺重构的强烈要求。
张荣翼.中国文论重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3):133-136）：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学者张耀翔从心理学角度批评了当时新诗的不足。……中国新诗以欧洲文学作为学习榜样，但是实际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欧洲人情感外露，中国人大多情感内向，可是惊叹号使用上中国新诗却大大超过欧洲诗歌，这就是中国新诗的写作往往没有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创作技巧，硬是以惊叹号表达感情。……张耀翔对于中国新诗的症结诊断是否恰当可以商榷，不过有一个值得认真汲取的教训，那就是中国新诗在张耀翔指出的弊端背后还有文化根基的厚度问题。

“黄河百害，惟富一套”指自古黄河泛滥成灾，只有河套地区受益，这个流传已久的俗语，现在还被广为引用。但在1950年代，此语竟曾被当作禁忌。

1952年《光明日报》收到了这样一封读者来信，对胡焕庸《祖国的水利》（开明书店, 1951）一书提出批评：
对“祖国的水利”一书的意见
编辑同志：“祖国的水利”一书（胡焕庸著，开明书店出版），内容有些错误。如该书第二章所说，“假使说，埃及是尼罗河的产物，那末，情形完全一样，宁夏就是黄河的产物。古语说‘黄河百害，惟富一套’，又说‘黄河百害，惟富宁夏’。黄河一向被称为‘中国的忧患’。它在下游，一般说来，是害多于利，但在河套，在宁夏，却确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些话是很有问题的。
“黄河百害，惟富一套。”黄河是“中国的忧患”等，本是过去反动时期的说法。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人民，不但不兴办水利，反而借治河防水的名，敛财自肥。为了掩饰他们的罪行，才强调“黄河百害”之类的说法来欺骗人民。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我们逐渐克服了水患，大力修建水利工程（如引黄灌溉济卫工程等），“害”已变成了利，该书作者随便引用过去的成语，无意中就宣传了反动观点，这是不对的。
王瀛洲

虽然用语并不激烈，但这种论调完全是单纯的上纲上线，不值一驳，但《光明日报》既然打算刊出，作者自然不能不重视，尤其是胡焕庸教授曾被列为“蓝色教授”“黑色学者”（孟氧. 清算文化刽子手胡适（下）. 光明日报,1949.10.26:3）。于是胡焕庸作如下回复，不但全盘接受，还深化一步检讨：
作者胡焕庸同志的答复
编辑同志：日前由开明书店转来你处收到王瀛洲先生对于我所写的“祖国的水利”一书所提意见，内容十分正确，我完全接受他的意见。
过去有些成语：像“黄河百害，惟富一套”；以及“埃及是尼罗河的产物”等等，都是过去一些带有反动性的成语；它漠视劳动人民引渠灌溉，劳动开垦耕地的辉煌成绩，而替反动统治阶级说话，掩饰了他们对于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我在我所写的书中，因为要说明宁夏灌溉之利而错误的引用了这些成语，还补充的说：“宁夏是黄河的产物”，造成了这一严重的错误。这是我过去受着这些带有毒素的成语的影响太深，明明在申说劳动人民在宁夏开渠灌溉的伟大事迹，而错用了这些荒谬成语。我非常感谢王瀛洲先生对我提出这一正确意见，我已经在该书再版中修改了。
编辑同志：请你将这信在你报发表，作为我的检讨，同时表示我对王瀛洲先生的谢意；并且还希望其他读者随时帮助我改正书中的错误，这不仅是对我个人有好处，特别是对于广大的青年读者有好处的。
胡焕庸

以上二文刊载于《光明日报》1952年5月26日第2版。

[update 2019-1-29] 1952年下半年，河南省师范专科学校的赵根科在《地理知识》上发文批评《祖国的水利》“观点不正确、立场模糊”，主要是3点：一、地理环境决定论，二、客观主义，三、大汉族主义。于是作者在1953年的《地理知识》中发表检讨书，并申明原书不会继续再版：
赵根科.评「祖国的水利」.地理知识,1952,(1-12合订本):298
胡焕庸. 对「祖国的水利」一书的检讨.地理知识,1953,(1-12合订本):84

想想当年，活着多么不容易。

领导布置为本校的“上海社科大师”写微信公众号文章，以响应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礼赞上海社科大师”活动（参见：“礼赞上海社科大师”主题地铁专列，2018-05-23）。我对大师所在领域并不了解，如果为写而写，只能抄录已有资料，没多大意思，而且还会因为对原文的理解偏差而出错。如果作为搜集人物资料的结果，倒有可能发现与时代结合的亮点，写出来会更有可看性。当然，还有另外的理由。
这些社科大师都是名人，不乏评价介绍文章。但从查到的资料看，介绍文章中信息未必都准确，甚至某些可算得上第一手资料的亲历者回忆，也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而与事实不符。图书馆员不是领域专家，不可能写得比专家好。然而图书馆员坐拥日益丰富的全文数据库，又擅长查资料，应当修正可能的事实错误，并补充更丰富的信息——特别是由于时代原因曾被刻意省略的民国年间活动。

说到第一手资料，不免想到1980年代最流行的英语教科书《新概念英语》里，记者为统计非洲某国总统府台阶数量而身陷囹圄的故事（New Concept English, 第3册第5课：The facts）。因此，如果为资料信度排序的话，报刊上的活动报道可居前列，尤其是正规大报，绝对的第一手资料（小报有捕风捉影的可能）。比如《申报》中的消息（事前）和报道（事后）相当丰富，是了解民国年间人物活动、社会关系的绝佳来源。当然，报道中XXX博士之类的称呼，就不能作为是否获得博士学位的证据了。

事实类信息，以机构本身出版物为信度最高的资料。比如高校名录、年报，会有教职员名单、各级学生名单、当年毕业生名单、甚至校友名单（可确认毕业年份与学位）。当年《申报》上有不少任职信息，比如开学前后，报道某校聘定院长、系主任之类，通常也是可信的——在找不到机构本身出版物时，可作为信史。

对学术成就的评价，官方评奖的评语信度最高。比如本次“上海社科大师”名单下对各位的评语。
对本领域学术成就的评价，学会协会编写的出版物信度较高，尤其是周年庆出版物，通常不会因过度偏向某一个人而致事实出错。

个人回忆录或口述历史，我通常会放在第一手资料的最后。原因一是时间久远，一是情感偏向。
个人纪念文集中收录的纪念文章，通常属于个人回忆范畴，有时时间并不久远，但指向性太强，会有过誉风险。
名人集、名人录中收录的文章、条目，信度再低一级。因为不能确定作者是否真的了解所写名人，文章所据是否为第一手资料。

最后，如何发现事实错误？简单地说，不能只看纪念TA的文章——很多是抄来抄去的好嘛（如果我不查原始资料就写，我也只能抄）。要用全文搜索，查找提及TA的文章。浏览相关内容，会发现评价其他人时提及TA（比如纪念其他人）的文章，就可以比较评价的不同、事实的差异，发现进一步查找的线索。其实这通常是查评论报道文献时顺带的发现。
更辛苦的是，把报纸上有关TA的报道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发现根本没有很多文章中讲到的TA在某机构任职的任何信息。这个是特例，是个意外发现，如果作为经验总结的话，可以试着全文查：人名+机构名，也可以得出同样结论。但我其实在记录有关TA的报道的过程中，对TA有了全面的了解，写出了自以为很有可读性的介绍文章——当然这不是目的，我由这些报道作出了TA的社会关系云图，更期望能作出真正的社会关系图。

此为重拾文献检索之二。第一篇见：怎么查作者的英文姓名？（201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