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辞典》(016. 296 疑经)

鎌田茂雄編. 中国仏教史辞典. 東京堂出版, 1981.9. 450p; 19cm. ISBN 4490101503
参见:《中国佛教史辞典》译前语(日语不精、佛教不通,译文仅供参考)

296.疑经
指非翻译经典,而是中国撰述的经典。与前者所谓“真经”相对,后者称为“疑经”或“伪经”。也用“疑伪经”这一称呼,但根据《经录》,也对被看作翻译经、但留有疑问的经称为“疑经”,确实在中国伪作的经称为“伪经”,以此区别。但一般“疑经”、“伪经”、“疑伪经”的称呼在使用时几乎同义,指象翻译经、又被看作在中国所作的经。最早提出疑经问题的是《经录》的编者们。由于《经录》本来是仅收录翻译佛典的目录,因而对是否是翻译经的辩别十分关心,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他们而言,疑经混乱真经(翻译经),模糊了佛说的真实。他们认为翻译全为佛说,非翻译经(疑经)则不过是什么人所持的妄说。从《经录》编者的立场来说,疑经因“伪妄”、“伪妄乱真”而受到轻视这一点并非无理。然而,尽管他们对此深为忧虑,疑经毕竟是紧随时代而不断增加的。东晋道安的时候,有26部30卷疑经,到梁僧祐时代,达46部56卷,几乎增加到了二倍;隋彦琮的时候,有209部490卷,又超过了约四倍;根据唐智升的记录,更是倍增到406部1074卷。虽然《经录》所记录的这些部数、卷数也不一定正确,但应当可以作为计算疑经随时代而增加的一个标准。智升的《开元录》所记载的唐代的疑经,远远超过部数400、卷数1000这一点值得引起注意。众所周知,《开元录》的入藏经有1076部5048卷,将此数与前述的疑经数作对比,就可知道当时作出并在世间流行的疑经有多么大的数量。作为中国佛教的完成期的隋唐时代,也是疑经的全盛期。疑经是什么样的?又为何作了这么多的疑经?这是疑经研究的课题,也是弄清民间有生气的信仰的有效方法。然而,被《开元录》判定为疑经的全部被排除在大藏经之外,因而前述的406部1074卷疑经不许入藏,其后也未被大藏经所收录。是不是当时在民间广为流行的疑经全都仅在《疑录》中留名,还是仅有一些作为佚文而可得其片鳞,从而成为虚幻的经典。然而,本世纪初,敦煌发现了大量的佛典,随着整理的进行,知道了其中含有不少以前被认为已散失的疑经。日本昭和初年,矢吹庆辉调查斯坦因本与佩里奥本,从中选择了超过50种出色的疑经,收录在大正藏经85卷(疑似部),并将调查研究的概要报告在《鸣沙余韵解说》(1933年)中。在其后半世纪中,疑经研究有着长足的进步,知道了所有敦煌发现的疑经都曾在《经录》中有过记载,连《经录》中未见其名的疑经也有不少。最近在疑经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在牧田谛亮的《疑经研究》(1976年)中有很好的说明。其中,收了在大藏经85卷中未收录的新疑经文本30种。并且,第一章“中国佛教中的疑经研究”从整体上展望了疑经研究,当为今后的疑经研究指出了一个方向。因提倡《大乘起信论》为中国撰述说而在学界中掀起波澜的望月信亨,对疑经也有优异的考论,收在《佛教经典成立史论》(1976年)其他中。望月从与道教及俗信的关系,与护国及大乘戒、菩萨修道的阶位的关系,与如来藏、密教的关系,马鸣造的大乘起信论,马鸣、龙树伪托马鸣、龙树的诸论,分别论述了疑经。牧田对撰述疑经的意图提出了以下六种情况:(1)迎合主权者的心意(例如为武则天所作的《大云经》等);(2)批评主权者的施政(例如三阶教的经典及《像法决疑经》、《瑜伽法镜经》等);(3)调和中国传统思想或评价两者优劣(例如《父母恩重经》、《盂兰盆经》、《须弥四域经》、《清净法行经》等);(4)鼓吹特定的教义信仰(例如《大通方广经》、《观世音三昧经》等;(5)标当时的特定人名(例如《高王观世音经》、《僧伽和尚入涅槃说六度经》、《劝善经》等);(6)为治病迎福等纯迷信类(例如《天地八阳神咒经》、《佛说延寿命经》、《佛说七千佛神符经》等)。并指出,尤其是(6)的疑经为多。禅宗关系的疑经已知有《法句经》、《金刚三昧经》、《禅门经》、《法王经》、《圆觉经》等,由水野弘元、柳田圣山进行的研究早已著名。其中《金刚三昧经》与《圆觉经》是被当作翻译经而入藏的疑经。对于净土教关系的疑经,柴田泰有详细的研究。对天台宗重视的《最妙胜定经》,已知的有关口真大的出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