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80年风云8:前行中的坎坷(1957-1958:海军通信团,洛阳)

1957年年中,在阔别故乡7年半的时候,终于获得探亲的机会。回到上海,回到与姐姐一家住在一起的妈妈身边,探望日益衰老的外婆和应该探望的其它亲戚。本来我就想乘此驱除近年积压的污浊氛围,放松心情去迎接未来,并没有什么具体打算。可是一次饭局,我堂舅母的一句朴实问话突然提醒了我:”将来侬解放军生意勿做,做啥生意?”她是个没有文化的纺织女工,她所谓的“生意”其实就是工作的意思(沿袭旧时当学徒叫学生意的称呼)。除了当兵还能做什么?我当时回答不了,但却触发了去意,似乎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没有想到的是,不久这个问题真的提上了日程。

探亲假结束,返回洛阳。懒得理会正在喧嚣的纷争,过起清净的日子。1958年初,全国开始大裁军,部队缩编、部分军校撤并。通信团亦开始减员行动,先动员转业黑龙江密山农场,凡同意者均发放安家费一笔,按现有级别晋升一级,并在农场安排相应工作。再动员上山下乡(复员),其条件是一次性发放本人12个月工资,回原籍自谋出路。我选择后者,拿着800多元(当时月工资72元),返回上海。

1955年初-1958年初,也是我20-23岁在通信团期间,可看作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此期间不仅湮没了在大连建立的美好愿景,也体验到人和人之间除了良好互动还会有恶意伤害的可悲现状。那时“偷听敌台”可是大罪状,将它“坐实”等于找到反动言论的根源,所以有人坚持将莫须有的“偷听敌台”按在我的头上。还有人似乎一身正气为别人罗织罪名,欲置人死地,而其实自己浑身臭屎。这种所谓的“政治运动”让我加深认识到人际关系的复杂和险恶。从积极方面评价也许是它让我走向“成熟”,比如认识自已弱点、懂得控制自已情绪、不再轻易表达自己意见。上面提到的喧嚣纷争,其实就是整风(反右)运动,我连大字报都懒得去看,岂非“轻易”躲过了“反右”一劫?但从消极方面评价不得不说它是养成了群众争斗的恶果,同事相互间猜忌、窥测、监视及揭露,善意不再,信任尽失。因此与在大连海校相反,在通信团我几乎没有了朋友。在政治处我和文化助理员陶甄的关系曾经相当不错,而且还是“老虎队”的“难友”,但重新回到政治处后,他却不再理会我,一直到两人都复员离开通信团再没有讲一句话。我至今都不明白出于何种原因。另外,从通信团复员回上海时,其实与我同行的一共有五、六个,但除了一位原司令部文书,与其他人都失去了联系。他们都是所谓“背后净说领导坏话”的无线电教员,估计运动中受牵连“吃过轧头”,所以离我越远越好。这些我都能理解。当然也有例外,我毕竟并没有做过坏事,很多东西都是硬按上去的,真正的朋友才会有真正的信任。在通信团就有这样一位,恰恰也是上海籍的无线电教员倪逢珊(他是著名劳模、纺织女工倪海宝的亲弟弟),至今我还记得他家的住址是浦东烂泥渡路59号。我复员时,他还留在通信团,回沪探亲时来看过我,后来转业到洛阳有色金属冶炼厂并在洛阳成了家,还来信告诉我。这种友谊的存在起码消除了我的失落感,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我们的时代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