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百年文萃》:学校教学法与图书馆

    《百年文萃》中民国时期的大半文章,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图书馆与教育的紧密联系。在当今之世,我不敢肯定图书馆是否真有那么理想化的教育职能。然而仅从学校的教学法与图书馆的关系看,“今不如昔”的,实在不止是图书馆的理念:

1919年李大钊的《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现在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而为教育的机关,所以和教授法有密切关系。教授法若是变更,那么图书馆也不能不变。从前旧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的。现在不满意这种制度,在教科书和讲室以外,还由教师指出许多的参考书作学生自学的材料。按这种新教授法去实行,若没有完备的图书馆藏了许多参考书,决不能发生效果。”

1924年马宗荣在《现代图书馆研究》中也说,“注入式的教授既倒,自学自习制的教授法代兴。故学生的知识的高下,不仅恃教室上的听授课程为已足。于是参考书的设备,实为现今办学者宜注意的事。”

    文革前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文革后的大学课堂,仍是教师满堂灌,注入式教学法并未“倒”。在这种情势下,大学图书馆只在提供学生消遣方面而言是必需的。就好象我大学四年,印象中没有到图书馆借过什么专业书――当时大概也没什么专业书可借。
    时至今日,出版事业已经很发达,专业书层出不穷。一些大学图书馆开始“与国际接轨”,设置各课程的“教师指定参考书”,但对教学方式未变的教师,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说教学方式完全未变有点言过其实,至少有一部分老师由在黑板上写字,改成了用多媒体PPT演示。虽然学校教务方面,普遍要求教师提供教学参考书,但在一些老师,这纯粹是个形式而已,所以并不在意学生是否去看、或者是否能看到这些参考书。如此一来,一些图书馆对教学参考书的热情,只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了。
    大学教学如此,中小学教学就更不用说了。

相关信息:
范并思主编《百年文萃――空谷余音》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中国图书馆学会主编《中国图书馆“百年”系列丛书》)

 

《读《百年文萃》:学校教学法与图书馆》上有2条评论

  1. 大学生对学校的图书馆的利用是随机性的--被“机缘”这种偶然性因素所设限,比如一次偶然的事件然后与图书馆的书籍有缘什么的;亦与别的必然性因素有关,比如有一个极具良好教育背景的父母亲教诲着他或她什么的。 有些人利用得多、且好、且妙,有些人就没有利用到。台湾的教育不错,每个教师,从中学到大学的教师要通晓图书馆知识,比方说,通常的排架知识,本地馆藏的OPAC检索,网络文献检索等。每一个教师都要知晓,然后,作为一种基本常识而经常性地告知学生。<br>

  2. “ 在当今之世,我不敢肯定图书馆是否真有那么理想化的教育职能”。<br><br><br>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当今的图书馆或者不具备那么理想化的教育职能,但是,具备这种教育职能。<br>  很简单,二十世纪初,民国时期的人们,其智识非常简陋,所以,当时的社会名流与志士仁人激情洋溢地鼓吹图书馆的关乎于教育的神圣职能,啊!<br>  今天,青年学子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得到信息与知识,现今的高中语言课本深度与广度有提升,还有别的诸如网络、丰富的课外书与杂志可以获得自我教育。<br>   <br>  最最主要的是,就大学图书馆而言,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素质教育、通识教育,非看专业参考书这一个事情了得,教育决非一个专业书可以涵养的,无疑。许多的大学图书馆拥有众多的人文方面的书籍,这种书籍给予人的启迪有时要远胜于可以让人急功近利的专业书,比其更加有意义,等等。呵呵。<br>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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