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胡彦云原先只身从外地来上海打拼，他好舞文弄墨，在报章刊文赚取开销和名声，并结婚成家立足上海滩。后为谋求发展又去南京，投身在国民党太子系（孙科）门下。抗战爆发随国民政府去重庆，任职于孙科、梁寒超为正副院长的立法院。光复后回上海任市府总务处（相当于秘书处）处长，解放前夕任旧市府代秘书长。据说上海解放时他与当时的公务局长赵祖康（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一起向解放军军管会交接了市政事宜。解放后先寄居在天津李烛尘（曾为全国工商联主席）处，后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不过解放前后的这些情况大都是后来（文革后）收集的。现在看来政治上他还是头脑清醒的，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抉择。然而生活上却是道德沦丧的——也许他还认为此时正好趁乱远走他乡逃避责任呢（事实上我母亲与他的婚约，还是解放后经过人民法院判决通过登报声明正式解除的）。这种政治和生活上反差，看似矛盾，实质都是实用主义一脉相承的。他心目中并没有崇高信仰和永恒爱情，为了现实利益两者都可随时抛弃。我曾经认为父亲有过二段婚姻，即第一段在上海与我母亲的；第二段在重庆与所谓抗战夫人的。文革期间从外调人员口中还得知，其实这二段之前，在淅江崇德乡下他还有过一段与真正原配夫人的婚姻。也就是说他的这种背叛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需要申明的是我并不认为离婚一定是背叛，但隐瞒实况的重婚肯定是背叛：他与我母亲结婚时从未提起过乡下的元配、与抗战夫人结婚时肯定也遮盖了上海有家小的事实）。原先因与我家失去联系，我认为他可能去了台湾。我的人事档案可能也是按此推断记载的，在“阶级斗争”年代这种状况对我们（我和姐姐）人生轨迹的影响肯定是极为负面的。
从记事起我就没见过父亲 ，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回上海见到二次，而且我一生就见过这二次。第一次是他刚回上海来家，可能是和母亲谈判分手条件，我只和他见一面就退出了，印象不深；第二次是我考进和安小学去汉口路市府总务处讨学费，印象深刻。原因有两：一是对我的出现父亲颇为惊慌，问清原由，拿出钱，嘱我“不要再来，以后钱会送到家的”，并派人将我送出大门。二是在回家的电车上，一个男子突然抽了我一记耳光，声称我偷了他钱并要检查我的口袋。我哭了起来。幸亏车上有人主持公道要该男子说明丢失的数额，经核对不符后他才灰溜溜地中途下车。此事使我永生难忘。
我母亲徐缕云出生在殷实的商人家庭（可能是进出口商，因为我幼时家中有过一些德国拜耳公司的马口铁颜料空罐），曾就读于上海民立女中，原有过一次婚姻。为抗拒家庭包办婚姻、取得经济独立寻求上海妇女协会帮助，由此走上职业妇女道路（机关文员）并与我父亲结识而联接姻缘。婚后她仍外出工作，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租界母亲失业在家，家里又断绝了从重庆来的经济来源，母亲只得靠帮人织毛衣、裁制衣服维持生计，最困难时期曾与姐姐一起冒着日本鬼子搜查危险跨越铁丝网去郊区背米。抗战胜利后一方面对丈夫彻底失望、另一方面社会乱象丛生，促使她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家里订阅的是《周报》、《观察》，看的是《文汇报》、《大公报》等左倾报刊。对国民党政权完全丧失信心。
我有二个姐姐，估计当时我们的名字都是父亲起的：要将大姐培养成温顺贤淑的“亚君”，企盼吵闹的二姐能趋向“静之”，期望我这个儿子“宁先”勿后。当客观条件变动美好愿望随之烟消云散。事实上有的事情早就有端倪。我家的一个老友（好婆婆）一直说我父亲不是善良之辈：因为嫌烦（嫌二姐吵闹）执意将幼小的亲生女儿送人。从记事起我确实也没见过二姐，直到1958年我从部队复员回上海后，才与母亲一起设法找到她。虽然因为日本侵华大家生活都很艰辛，但毕竟我和大姐还随时受到母亲和外婆的庇护，但她却比我们遭受更多的苦难：养母早就过世，从小就生活在刁钻后娘的阴影之下。幸亏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中专毕业后她找到了稳定的工作。
大姐从小在著名的万竹小学（今上海市实验小学，其校址可能是旧九亩地仅存的建筑物）上学。8.13进入租界后也没读完小学，就进入工厂当童工，以她13岁的身躯支撑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家庭生计。同时她并没有放弃学习：一边做工一边读夜校，抗战胜利后又从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上海银联（银行钱庄业联谊会）舞蹈队，定期去南京路慈淑（今东海）大楼排练，经常参加进步的、甚至是激进的公开文艺宣传演出（有山那边哟好地方等内容），有时我也跟着去参加过。据我观察在那里对于其内部人员可能的地下党员身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当形势紧张有的人要撤退，事先也大致知道。正是这些从解放区来的原撤出人员成为解放后组建上海总工会文工团、上海青年文工团等文艺团体的骨干，而大姐是解放后正式参加上总文工团的。尽管她一直在工会系统工作，而且时至今日与那些口是心非的“毕福剑”们相比，她的思想观念远远要正统得多，但她终久只是非党的布尔什维克。
在我家另一个重要成员是外婆（我们叫阿婆），在一定程度上我甚至觉得比母亲还重要。这是因为当母亲、姐姐外出、上班时她是我的唯一陪伴者。当她探亲访友时，用她的话我还是“跟屁虫”。也因此我成为家中与很多亲戚的联系人，最明显是我参加工作离开上海9年，开始是无人陪送，外婆年迈直至离世，与好几家远亲从疏远到断绝了联系。外婆满口宁波话，思想相对保守。尽管末代皇帝傅仪下台二、三十年，还当了伪满皇帝，但遇她的口头禅仍然是从前的老话：“万关、万关、真万关，宣统皇帝坐牢槛”（不得了，宣统皇帝关槛牢啦！）。但她绝对爱憎分明的，恨透了“日本小东洋”。我想我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以至对传统文化习俗的传承，更多应该来自她的言传身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