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个人资料的信度

领导布置为本校的“上海社科大师”写微信公众号文章,以响应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礼赞上海社科大师”活动(参见:“礼赞上海社科大师”主题地铁专列,2018-05-23)。我对大师所在领域并不了解,如果为写而写,只能抄录已有资料,没多大意思,而且还会因为对原文的理解偏差而出错。如果作为搜集人物资料的结果,倒有可能发现与时代结合的亮点,写出来会更有可看性。当然,还有另外的理由。
这些社科大师都是名人,不乏评价介绍文章。但从查到的资料看,介绍文章中信息未必都准确,甚至某些可算得上第一手资料的亲历者回忆,也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而与事实不符。图书馆员不是领域专家,不可能写得比专家好。然而图书馆员坐拥日益丰富的全文数据库,又擅长查资料,应当修正可能的事实错误,并补充更丰富的信息——特别是由于时代原因曾被刻意省略的民国年间活动。

说到第一手资料,不免想到1980年代最流行的英语教科书《新概念英语》里,记者为统计非洲某国总统府台阶数量而身陷囹圄的故事(New Concept English, 第3册第5课:The facts)。因此,如果为资料信度排序的话,报刊上的活动报道可居前列,尤其是正规大报,绝对的第一手资料(小报有捕风捉影的可能)。比如《申报》中的消息(事前)和报道(事后)相当丰富,是了解民国年间人物活动、社会关系的绝佳来源。当然,报道中XXX博士之类的称呼,就不能作为是否获得博士学位的证据了。

事实类信息,以机构本身出版物为信度最高的资料。比如高校名录、年报,会有教职员名单、各级学生名单、当年毕业生名单、甚至校友名单(可确认毕业年份与学位)。当年《申报》上有不少任职信息,比如开学前后,报道某校聘定院长、系主任之类,通常也是可信的——在找不到机构本身出版物时,可作为信史。

对学术成就的评价,官方评奖的评语信度最高。比如本次“上海社科大师”名单下对各位的评语。
对本领域学术成就的评价,学会协会编写的出版物信度较高,尤其是周年庆出版物,通常不会因过度偏向某一个人而致事实出错。

个人回忆录或口述历史,我通常会放在第一手资料的最后。原因一是时间久远,一是情感偏向。
个人纪念文集中收录的纪念文章,通常属于个人回忆范畴,有时时间并不久远,但指向性太强,会有过誉风险。
名人集、名人录中收录的文章、条目,信度再低一级。因为不能确定作者是否真的了解所写名人,文章所据是否为第一手资料。

最后,如何发现事实错误?简单地说,不能只看纪念TA的文章——很多是抄来抄去的好嘛(如果我不查原始资料就写,我也只能抄)。要用全文搜索,查找提及TA的文章。浏览相关内容,会发现评价其他人时提及TA(比如纪念其他人)的文章,就可以比较评价的不同、事实的差异,发现进一步查找的线索。其实这通常是查评论报道文献时顺带的发现。
更辛苦的是,把报纸上有关TA的报道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发现根本没有很多文章中讲到的TA在某机构任职的任何信息。这个是特例,是个意外发现,如果作为经验总结的话,可以试着全文查:人名+机构名,也可以得出同样结论。但我其实在记录有关TA的报道的过程中,对TA有了全面的了解,写出了自以为很有可读性的介绍文章——当然这不是目的,我由这些报道作出了TA的社会关系云图,更期望能作出真正的社会关系图。

此为重拾文献检索之二。第一篇见:怎么查作者的英文姓名?(2019-1-10)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