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不再是编目规则

RDA工具包测试网站上线以来,RDA-L邮件组中各种吐槽,我已经没兴趣再关注了。直到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标准化部的Roberto Gómez Prada发贴力挺新RDA工具包,让我觉得对新RDA有所理解。虽然此贴立马被喷,但之后美国西北大学Kevin M Randall的支持回复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可以说真正理解了新RDA。推荐感兴趣者阅读此系列贴文:
[RDA-L] In favor of the new RDA Toolkit (2018.7.3-5)

Roberto的首句:“也许这会让我成为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图书馆员,但我必须说,我喜欢RDA正在经历的变化”,RDA-L邮件组的当前状态由此可见。最令人惊心的一句话是:“RDA不再是编目规则”。最让我醒悟的一句话是:“花一点时间思考VIAF。我们不再必需以相同方式记录规范数据以使之易于互操作,只要每个实体得到完美标识”。
Kevin最让我开窍的那一句是:“是否有可能新RDA是更接近国际书目控制理想的又一步?

一直以来我也很困惑,RDA为了国际化,提供各种交替、可选,不同机构的政策声明中所选不尽一致,如此做出来的数据,兼容性或可交换性又体现在哪里呢?新RDA更几乎将所有条款都变成了“选项”,而且没有编号,如果想像以前那样比较不同政策声明的异同,几乎无从着手。讨论中还有人指新RDA没有核心元素,相同元素可选择4种记录方法(4路径),这都造成标准化程度下降。
然而,一直以来我们所认为的文本一致的“标准化”真有那么重要吗?当书目数据采用URI/IRI标识,以三元组(而非一整条记录)发布以后,缺少核心元素、内容有差异都不是问题,可以从多个来源汇总出一条更为丰富的“记录”。

想起2007年RDA编制过程中Karen Coyle和Diane Hillmann的那篇《RDA:20世纪的编目规则》,又去找来看了一下。这次关注到了“Goals Based on the Past”部分,其中对RDA的批评如:坚持“主要”和“次要”概念,原是为在3×5英寸卡片上有效使用空间而设计;资料识别仍关注转录,加上创建文本“统一”题名,以此将相关资源集中在一起显示给用户,但数字世界首选的是URI而非文本。文中并指出了编目员不了解技术进展以及固守原有做法。
新RDA似乎完全在作者建议的路上了。只能说,当年自己并未真正理解作者,在博文中甚至没有提及这一部分。参见:RDA:20世纪的编目规则(2007-1-23)

当然,新RDA实际上仍包含大量编目规则或条款(尽管是可选的)。如果编目规则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RDA的意义何在?答案是2位作者推动的RDA词表(RDA注册),由注册元素集确保数据的互操作和融合。参见:
RDA Vocabularies for a Twenty-First-Century Data Environment / by Karen Coyle. Library Technology Reports, v.46, no.2 (Mar 1, 2010)
Diane谈RDA元数据注册的设计(2012-11-18)
RDA:从内容标准到元数据标准. 图书馆论坛, 2014(7):1-7(广告:《RDA:从内容标准到元数据标准》,2014-8-20)

很期待2位作者发表意见。Karen原来常在RDA-L中参与讨论,测试版发布后她并未发言。终于在此贴中等到Diane,不过她除了对Reberto表示赞赏外,并没有发表什么评论,只是认为对应用纲要(AP)的理解有点问题,介绍了几篇相关文章。

对于国内编目,大家最愿意吐槽的就是国图和CALIS记录的不一致。很多RDA研究(包括我的RDA中文化课题),也把重点放在中国编目规则与RDA的比较上。如果这些差异都不再重要?
然后呢?编目员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