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友心底悠悠和“馆员”在“读吕叔湘《民国时期总书目》序”(2006-11-15) 下留言，针对的是吕老先生提出的中外文混合编排问题：
“在我们的图书馆里，外文书和中文书是分开编目、分开收藏的。因此，不但是关于同一个问题的论著由于语种不同而分别编入两本目录，分别放在两个书架甚至两个书库，连一本书的原文和译本也不得不分开两处。再加上线装书与非线装书之分，目录是三份，书库是三处。对于从事学术工作的读者，这也是极大的不便。在欧美国家，很多图书馆都是混合编排，把同一著作的不同语种版本放在一起，同一题目不同语种的论著也放在一起。这对于读者目录和借书就方便多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工作者怎样考虑这个问题。”
回复了留言，想想还是独立地写一篇。
在前文中，我只说明在本馆，同种书有可能分散在中、西、日、俄、古籍五处（如果还有新线装，在古籍还要分置，就是六处）的问题，却不知道解决之道，也不知道大陆有哪个图书馆实现了中外文混合排架。
所谓积重难返。排除其他因素，当大量的图书已经分开编目，建立起各自的排架号体系，即使有心想合排，也很难实施。因为合排不是形式，而是为了“把同一著作的不同语种版本放在一起”。这就要求给某些语种全部图书的每一册换排架号（索书号），改号不像重贴条码、加RFID标签，设计完工作流程后，基本上只是体力劳动。改号先要对每种书根据规则重新给号（从下文可知并不轻松），然后还要做索书号查重（大部分图书馆不接受重号），最后还涉及到找齐该种书的所有复本改贴书标，工作量不是一点点。
因此基本上只有在图书馆建立之初就决定合排，才有可能使合排成为现实。而如何实现同一著作的不同语种版本放在一起，则是达成合排的关键因素，即不同语种文献如何按同一标准取同类书区分号。
香港几家大学图书馆馆藏以西文为主，中文书如中国人用拼写、外国人用原名，同样按字母取克特号，达成中西文合并排架。而大陆馆藏以中文为主，并不适用克特表，如按此取号必然出现大量重号需要进一步区分，造成索书号过长。
“馆员”所在馆是新馆，才开始进外文图书，正是设计合排的好时机。Ta询问一种可能性：即将各种西文图书的作者按照“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全部译成汉语译名，再按照汉语译名取著者码，达到与中文图书的统一标准。
对于中文馆藏为主的图书馆，这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但具体实施时，要达到“把同一著作的不同语种版本放在一起”的效果，还会碰到实际问题：
首先需要解决人名规范问题。对西文作者，并不是简单地查人名翻译辞典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各学科的名人，由于历史原因，常有不符合标准读音的中译名。如果完全查用音译名，就会与中译本排到不同的位置。记得《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里间有一些名人的不同译法，但并不完整。虽然是“少数人”，但名人们往往高产或著作反复出版，实际上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如果有一个高质量的人名规范档可以查，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只是目前国内规范库质量还有待改进。要做到中文译本与原作放在一起，馆内自己有规范可查就相当重要，当然可以边建库边做规范。
这样做要求西文编目员了解各学科的著名人物及其作品。当然对中文编目员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目前出版同一作者作品采用不同中译名的也不在少数，也要有火眼金睛方能识别。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规范库的重要性。总之，合排对编目员有更高的要求，副产品是做出来的书目记录质量会更好。
其次，要求本馆自动化系统能够有较灵活的检索功能。如果没有建规范库，能够在中文书目记录中记录作者原名的前提下，把作者原名设置为检索点，在给作者规范名称及取著者号时可以查找。
再次，对于辞典中没有的人名，需要选择音译规则。这点比较简单，有现成的拿来用就是了。
题外话：
其实排架的理论与实践相距甚远。编目时总尽可能把同种书、同类书取相邻、相近的索书号，到了书库，如果不采用全排架，编目时的所有努力倾刻化为乌有。而在架上找书，也是件苦差事。
最近看到曾浪迹天涯的资深编目员Sandford Berman（）抨击LC多年前即计划停止分类，代之以按书的高度排架。
LC的计划似乎并未付诸实施。其实如果能够全排架，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书，索书号按书的高度取也没什么关系。如果有RFID，那索书号就更没有什么用了。
只是，不做学问不会懂得的在书架间浏览的所得与乐趣，也就永远的失去了。
参见：The Cataloguing Librarian: Berman’s Plea to ALA’s Executive Board / by Laurel Tarulli (2008-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