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多来，花了不少时间在参与“海外中国上海研究书目”的课题。最近因为觉得日语部分不够理想，在强化数据的过程中，加进多个来源，整个人都陷在书目的获取、合并、去重中，几乎心无旁骛。
    早年的数据，各个来源的信息常有出入，处理起来很是麻烦，但也不时会获得一些新知。有关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生调查大旅行的系列文献就很有意思，题名基本都是中国传统风格的，薄的300多页，厚的近800页，还有数十页图与地图。不完整的书单目如下：

東亞同文書院第七期生  一日一信  1910
東亞同文書院第八期生  旅行記念志  1911
東亞同文書院第九期生  孤帆双蹄  1912
東亞同文書院第十期生  楽此行   1913
東亞同文書院第十一期生  沐雨櫛風  1914
東亞同文書院第十二期生  同舟渡江　 1915
東亞同文書院第十三期生  暮雲暁色  1916
東亞同文書院第十四期生  風餐雨宿  1917
東亞同文書院第十五期生  利渉大川  1918
東亞同文書院第十六期生  虎風竜雲  1919
？
東亞同文書院第十八期生  粤射隴游  1921
東亞同文書院第十九期生  虎穴竜頷  1922
東亞同文書院第二十期生  金声玉振  1923
東亞同文書院第二十一期生 彩雲光霞  1924
東亞同文書院第二十二期生 乗雲騎月  1926
東亞同文書院第二十三期生 黄塵行  1927
東亞同文書院第二十四期生 漢華   1928
東亞同文書院第二十五期生 線を描く   1929
東亞同文書院第二十六期生 足跡  1929
東亞同文書院第二十七期生 東南西北  1931
東亞同文書院第二十八期生 千山万里  1932
東亞同文書院第二十九期生 北斗之光  1933
東亞同文書院第三十期生  亞細亞の礎  1934
東亞同文書院第三十一期生 出廬征雁  1935
東亞同文書院第三十二期生 翔陽譜   1936
東亞同文書院第三十三期生 南腔北調  1937
東亞同文書院第三十四期生 嵐吹け吹け  1938
東亞同文書院第三十五期生 靖亞行   1939
？
東亞同文書院第三十八期生 大陸遍路  1942
  
    1943年出版的《大陸紀行：東亞同文書院大学学生調査大旅行誌》，似乎是对四十多年调查旅行的一个总结。1991年的《大陸大旅行秘話 : 東亞同文書院学生》，大概是一本回忆录。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五千，基本上都是日本人，中国人仅数百。早在四十年代（甚至更早）就成立了沪友会，最早见到的有1942年的《会員名簿》，1967年又出版有《東亞同文書院同窓会名簿》。沪友会先于1957年创办杂志《滬友》，后有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滬友ニュース》（不清楚两者关系）。前述《大陸大旅行秘話》也是沪友会编集，沪友会还编写出版了多部与东亚同文书院有关的文献。
    沪友会下还有各期毕业生的分会。如滬友会·二八会，分别于1970年与1976年在东京出版了继承原书题名的《続千山万里 》和《続々千山万里 》。滬友三四期生会，也于1980年在长崎出版了继承原书题名的《続·嵐吹け吹け》。
    沪友会网站（http://members2.jcom.home.ne.jp/koyukai/）很值得一看，现在是《滬友ニュース》第108号（2006年8月发行）。沪友们也都垂垂老矣，2005年初的“滬友会総会·賀詞交換会”（http://members2.jcom.home.ne.jp/koyukai/koyukai.html#koyukaisokai）信息，前一年故去52人，成员已减至775人，正将后事托付给爱知大学和霞山会。

附：
    杨华等翻译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2000）应当是《大陸大旅行秘話》的中译本。简介如下：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1901年创立的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学府。而其办学的一大特色，即是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四十余年实地调查。在1901-1945年间，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五千余人先后参与调查，旅行线路700余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成果除了作为毕业论文的调查报告书，还有各旅行小组的纪行《大旅行志》中精选出来的数篇文章组成。内容富于感性、引人入胜。从异国人的视解展示了近代中国小澜诡谲的社会场景。

    在复旦读硕攻博的日本人薄井由著有《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简介如下：
    大旅行不但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新鲜事，就是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大学来说，也不平常。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的大旅行，从时间上说，历时二至三个月，从地域上说，跨三四个省区。每期学生分成几个组，每个组选定一条路线，并拟定旅行时准备调查的事项。数十年下来，调查范围无所不包，覆盖面遍及中国全国，旅行最远处西北到达新疆，东南及于沿海。调查的内容涉及面很广，从地方政府的施政范围到一般农民的生活习俗，从钱庄的汇兑方式到穴居的具体形态，事无巨细，只要有特点的东西，一律认真记述在旅行日记里，并以这些日记为基础，写出每一期（一个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为一期）一册的旅行报告。

    在国内时，寒暑假就常外出旅游，以前旅游门票便宜，家人说是把钱都贡献给了铁道部。当时在国内自助游找相关资料是件很麻烦的事，记得为去九寨沟，早早地就注意剪下报纸上的一些游记，外出前又翻了几年的旅游杂志搜寻相关信息，才合成一个可以出行“锦囊”。结果在广元，还是找错了去九寨沟的车站，浪费了不少时间。在离开九寨沟的车上，碰到一群背着大包的老外，看到其中一个拿着复印的英文旅游资料，借来一看，信息详细到何处可以住10-15元一夜的旅馆。想想真是气愤，中国的旅游信息，中国人自己竟然就没有。

    到日本后，差不多每周都外出，除了少数中心派车的活动，自己也把不少钱花在了路上，这主要得益于他们的旅游指南。要不然，一个外国人，语言又不行，哪敢到处乱走。
    中心图书馆的书架上有几排日本各地的旅游指南，既有一个城市的，也有多个城市的，还有一个府的，每种都有多个版本。旅游指南中除了景点介绍，还有相关信息，如开放时间、门票价格、游玩大致需要多少时间，特别有助出行的是交通信息，坐什么车、到何处，甚至下车后步行几分钟可到。每次外出前，都要到图书馆借几本旅游指南对照，把有关有关信息研究透，写成简单的行程：去哪些景点，各景点的先后顺序，坐什么交通工具，到哪里换车，等等。有时还把相关内容复印下来带着。
    十二月的东京之行是参观，除了集体参加的图书馆情报大学参观、筑波大学图书馆实习以及访问日本图书馆协会等等活动外，还有一些需要自己联系安排的图书馆参观活动。碰到周末几天休息，可以自行游玩。因为总共有差不多两周时间，索性带着旅游指南出门，便于随时调整活动。

    在日本每到一处游玩，都会收集景点介绍，回国前整理成厚厚的一册。这些景点介绍，有的是买门票的时候附送的，有的是放在景点某处随取的。印刷精美的景点介绍，不但在游玩时可以按图索骥，玩遍特色景点，过后还可以重温美好的游玩过程，甚至向他人推荐介绍。
    近年在国内旅游时，也慢慢开始见到免费的景点介绍了。前几年在浙西某景点第一次见到，最近一次是在广西的龙脊梯田。当时看到售票处边上放着一叠景点介绍无人问津，因为并未标价，便问是否可以随便取，得到肯定回答后拿了一份。这份景点指南上除了有来景区的线路、景区示意图之类信息外，还印有梯田四季的摄影作品，很有收藏价值。只可惜后来送给同行的广西师大同行了——他打算组织员工来旅游，正需要这样的介绍。
    本来景点介绍就是给自己做广告的，那点印制成本，相对于现在动辄数十甚至数百元的门票，根本不算什么的。

    老马在“编目未来”下留言，要我谈谈对外包与联合目录关系的看法。
    去年初看到《加州大学书目服务再思考》，提到“外包大部分MARC编制工作”时，就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如果高水平的编目机构都把MARC编制工作外包出去了，那么联合目录的书目数据从何而来呢？
    那天参加编目中心年会，得知上图就在给加州大学做外包。后蒙纪陆恩赠送与庄蕾波合著《境外合作编目理论与实践》，也了解到国外的外包不只是给外包商，还包括海外专业机构。联想到一位大学同学，前几年就在为美国图书馆代购国内图书，并在国内做好符合OCLC要求的书目数据，也是一种编目外包吧。这些书目数据，最终都会收录到联合目录中，所以联合目录应该不愁数据来源。

    老马担心外包对国内联合目录的负面影响，我也有同样的担心。美国在四十年代有编目危机之说，原因之一是由于合作编目的发展，为合作编目所制定的标准化编目规则造成的编目条款激增，导致编目效率相对下降，待编文献积压。我们目前似乎也处于这样的状态，为了要达到标准化，编目员的很多时间花在了一些机械化的操作上，很多情况下并无助于目录职能的改善。由于效率问题，编目部门很容易受到馆领导的质疑，而图书馆参与联合目录的积极性也因之受挫。这也是我之所以对简化编目格式持积极态度的主要原因，核心级记录、访问级记录、……，都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有提高编目效率的简化标准。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联合目录不够强大，既不能完全反映图书馆的馆藏，也没让图书馆觉得不反映有什么不方便。联合目录功能单一，馆际互借还处于襁褓期，文献传递又自成一体，联合目录未能融入图书馆的日常服务之中。OCLC的联合目录是馆际互借的依托，worldcat.org可以变成图书馆的本地目录，因而图书馆会把自己的所有馆藏信息都交给它。我们的联合目录做不到，甚至还刻意地回避这样做。结果是，外包的书目数据是否进入联合目录成为一个问题，联合目录的发展堪忧。
    当然，上面的联合目录其实特指CALIS了。以国图、上图等大机构为依托建立的联合目录，不用担心数据来源，因为主体馆藏数量本身就足够庞大，即使没有其他来源，也可供其他馆作一个优秀的下载来源。只是这些联合目录的功能就更单一了，基本上无法反映成员馆的馆藏，如果发展馆际互借，单向性更明显。

    自己对外包的运作所知甚少，无论是商业机构还是联合目录。就书目来源方面，商业机构无论是否选择套录联合目录数据，都需要有一批人做原编；而像OCLC这样的联合目录做外包，又将如何处理没有收录的图书？或者还要有一个附属的部门做原编？

    另：关于多来源数据对图书馆的适用性。国会图书馆书目未来工作组报告草案把图书馆置于从作者到读者的书目信息供应链中的一个普通环节(The library is … only one link in the supply chain of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between author and reader)，应该也是中肯的。另一方面，图书馆界也有必要参与到这个供应链的上游，让原始的数据适应图书馆的需求。RDA在与ONIX合作研究，耄耋少年也一直在呼吁图书馆界参与国内出版业标准的制定，不知中图学会、国家图书馆（如书蠹精）是否已经介入相关工作？

附：老马的留言：
很想听听精灵老师对外包与联合目录关系的看法。外包盛行的日美两国，联合目录同样很发达。我不知道日本情况如何，至少在美国像OCLC那样的联合目录巨擘也是最大的编目外包商。反观国内的情况很令人沮丧。联合目录刚刚起步，却在外包“风”前摇摇欲坠了（但愿是杞人忧天）。国内外包商目前基本上游离于联合目录（不是说它们不去用联合目录的数据，大的外包商往往拥有几个联合目录的数据，小的就难说了。），它们从联合目录中抽走的不仅是客户，而是数据与资源，即联合目录赖以生存的馆藏数据与书目数据。当然也有单位私下把账号授予外包商代为上传数据的，但这毕竟不合法。外包商现在打的是经济牌，数据白送，哪有馆长不动心的，你编目员同它们是“不平等竞争”。但哪天没了“免费午餐”（可能就在外包普遍化之时），馆长们对“外包”的热情可能又会减退。
有人总担心外包数据影响质量。我倒并不以为然。既然数据来源多样化，还有什么数据不敢要。但我不知道“目录职能”之类的经典论述还灵不灵？毕竟根据“目录职能”，仅仅能“检索”是不够的。确实，从图书生产到图书进馆，其中有许多书目数据，但不同数据的“职能”肯定不同。书商的书目首先是推销图书，他的书目怎么跟图书馆的需求协调呢？当然“数据强化”不失为有效的方法，但这么一“强化”，它的成本是否就会比以前少了呢？而且什么数据该强化，什么不该强化，其标准又在哪呢？怎么操作呢？另外编目部（或者将来其他什么部）养着“强化”馆员，恐怕馆长看着就不顺眼。

参见：
编目未来 (2007-12-20) /posts/20071217183148.html
OPAC 2.0计划书：《加州大学书目服务再思考》 (2006-02-02) /posts/20060202195927.html
《书目控制未来报告》（草案）解读 (2007-12-05) /posts/20071205221125.html
《资源描述与检索》(RDA)一统江湖？(2006-04-16) /posts/20060416102200.html
《中文图书标识数据》（征求意见稿）观感 (2007-01-21) /posts/20070121221436.html
（链接有耄耋少年多篇相关博文）

耄耋少年：
图书馆人的责任 (2007-12-2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c87b010081q3.html
图书馆界对数字复合出版系统有那些要求？(2007-12-19)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c87b010080s9.html
数字出版当前最需要的是实现ECIP (2007-12-06)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c87b01000blz.html

    昨天送别了我的姑父王克伟(1929.3.3-2007.12.15)。到龙华银杏厅的时候，离告别仪式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讣告），已经来了一些人。随着时间临近，人越聚越多，恍惚间回到了儿时家里高朋满座的场景中。

    上幼儿园从外婆家回到父母身边，就和孃孃一家同住，直到八十年代初。姑父好客，逢年过节，孃孃家总是热闹非凡，往来的都是能歌善舞的文艺界人士。那时居住条件不好，一家人就一间房，却不时见来沪的朋友寄住孃孃家，甚至有远至内蒙的朋友。

    姑父一生与舞为伴，在民族舞与国标舞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更是桃李遍天下。银杏厅正中放着的不是他的标准像，而是他在七十五岁左右翩翩起舞的风姿。签到后，领到一本孃孃为他所编的精美画册《爱舞人──王克伟的舞蹈人生》，记录了姑父从1949年开始的舞蹈生涯。其中有我帮着找到的两张1952年10月1日《解放日报》上姑父排练的国庆游行千人腰鼓舞和广场联欢集体舞的老照片。
    姑父在1991年去洛杉基，此前正是他在上海教交谊舞最红火的时候。当时我以为姑父去美国，肯定会很寂寞，没想到他在那里又开辟了一片教舞的新天地。更可贵的是，姑父在67岁以后，又到洛杉基的舞蹈研究所学习摩登舞与拉丁舞，在70多岁时获得各种证书，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
    姑父在美国继续编排了很多舞蹈，孃孃记述姑父在美国舞蹈教学的这段特别令我佩服：“他人在美国，要选排国内舞蹈家所编创的节目，全靠看录像带或DVD碟片。他一节一节、一段一段、数十遍地、反反复复地看，照着学，然后教给学生。我说，你那么认真干什么，音乐多出来你就自己编一段，音乐少了你就掐掉一段，反正别人也不知道。可他一定要做到‘忠于’原作。而且选的是哪位舞蹈家编创的节目（除非一时间找不到出处），他一定要在演出节目单上，列出原编舞者的名字（其实并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他说这是‘尊重原作者’。他说‘我们人在美国，用了人家的节目（虽然不是用在商业目的上），没法跟人家打招呼已经不对了，我们绝不能再做沽名钓誉的事了。’”
    姑父2006年回国，准备重新在上海开始教舞，这是网上的消息（和韵助你与大师共舞(2006-7-31)）。可惜不久病发，在9/11腿部动了手术，用金属管替代了自己的腿骨。当时医生预言只有三个月的生命期，但姑父恢复得很快，今年过年的时候，已能顺当地走路，他仍期望自己能再次起舞。只是八月的时候，姑父终于长睡不醒，至12/15离世。

    一直称姑父王伯伯，对他充满着敬畏。1983年看王伯伯任总导演的第五届全运会开幕式千人舞蹈《群龙腾飞》，更增一份钦佩。大学时代，交谊舞流行，也正是王伯伯在上海各处教舞的时候。记得有一度他就在我们学校开班，我却不敢去跟他学，如今只有遗憾。
    王伯伯还是一位美食家。平时他并不做菜，但偶而会做些在外吃到的美食。过年时候他做的坛装酒糟肉，艳红的色泽、扑鼻的糟香，是我至今仍念念不忘的美味。七十年代物质匮乏，他所教的用豆油或花生油（那时没有色拉油）与蛋黄自制色拉酱的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的一个绝活。

以下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王伯伯著作:

12. 当代流行拉丁舞 / 王克伟，陈文〓编著. 上海 : 上海音乐出版社, 1991.5. 230页 : 插图 ; 20cm
11. 花式交谊舞 / 王克伟编.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5.  138页 : 图 ; 19cm
10. 北京有个金太阳 : 儿童舞蹈 / 禾雨编词曲 ; 王克伟编舞. 上海 : 上海儿童出版社, 1965. 9页 ; 19cm
 9. 扑蝴蝶 : 表演舞 / 王克伟整理 ; 毛用坤绘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7. 34页 : 插图 ; 18cm
 8. 红绸舞 / 王克伟整理.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5. 51页 : 图 ; 18cm
 7. 大家跳 / 王克伟编. 上海 : 新知识出版社, 1955. 59页 : 图 ; 18cm
 6. 集体舞 / 王克伟编.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5. 47页 : 图 ; 18cm
 5. 喀山鞑靼舞 / 王克伟整理.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5. 36页 : 图 ; 18cm
 4. 集体舞 / 王克伟编 ; 刘路得绘图. 上海 : 文娱出版社, 1953. 71页 : 图 ; 18cm 
 3. 舞蹈基本训练 / 王克伟编 ; 刘路得绘图. 上海 : 文娱出版社, 1953. 1册 : 图 ; 18cm
 2. 集体舞 / 王克伟编. 上海 : 陆开记书店, 1953. 54页 : 图 ; 18cm 
 1. 红绸舞 / 王克伟整理 ; 刘路得绘图. 上海 : 陆开记书店, 1953. 50页 : 图 ; 18cm  

    十二月去东京，之前按要求做旅行计划，除了必要的图书馆相关参观之外，便规划自己的游览线路。
    听到几位同学在很起劲地讨论去kamakura，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问该处的汉字写法，她们不知道。于是到图书馆去问，才知道汉字是“镰仓”。拿来旅游书一看，居然是历史悠久的佛教名胜，而且从东京去可以当日来回，还可顺道在回程去一下横浜，便毫不犹豫地将镰仓列入行程。
    那时已经住到了东京北面的琦玉县浦和，也就是国际交流基金的东京国际中心。一早独自从浦和出发，由京浜东北线在东京转横须贺线。路上在名为大船的地方远远地看到白色的“大船观音”，似为佛教名胜预热。车到北镰仓，先参观圆觉寺与建长寺。站在寺前，真觉难以想象日本还有如此幽静之所在。山谷中，红叶枯枝之间，高大的古建筑很洒脱地散布其中。晨光从枝叶间泻向庙宇，有遗世之感。
    然后坐车到镰仓，中心是鹤岗八幡宫，因为对神社不感兴趣，所以只随便走了走，便去看高德院大佛和长谷观音。铜制的镰仓大佛静静地坐在高德院的院落中，露天了七百多年，沉静而优雅，造型很美，只可惜制作工艺欠佳，近看脸部拼接痕迹过于明显。长谷寺的观音木制，有9.18米高，由整根楠木雕成，看后没什么特别感觉。就寺院而言，镰仓的气氛远不如北镰仓，有点后悔没有在北镰仓多呆些时候，此时也只好离开了。

    早上车到北镰仓时，见到一个西方人在我前面出站。在圆觉寺想找人给自己照相时，他正好在附近，请他照完相后各走各的。当天游人不多，走不多久两人又碰上了，便用英语问他哪国人，回答是意大利人，就这么谈起来边走边看。离开圆觉寺前，他问我接下来去哪里，结果两人的游程不同。我就给了他一张名片，准备分手，他写下他的名字Pier以及在米兰的地址，邀我在横浜吃晚饭。
    离开镰仓后到横浜，早早游完了──中华街、关帝庙，山下公园、港口、开港资料馆。冬天五点不到天就黑了，不敢一个人在街上瞎逛，五点半就到了横浜车站。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便去地下商店看看。提早十分钟到Pier约定的会面点，居然很好找，并且一眼就看到他已等在那儿。去Pier熟悉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据说味道比较正宗。餐厅服务员误以为我是日本人，想跟我沟通点餐，可我看着菜单，无论是假名还是英语/意大利语，均两眼一抹黑，就由Pier看着办了。这是第一次吃意大利菜，只记得一道用墨鱼汁做的点心比较特别。那天许是走了一天累了，胃口特别不好，结果剩下一大半都由Pier吃掉，很不好意思。

    那时猛读了二个多月日语，满脑子都是日语。早上与Pier聊时，发现自己连最简单的英语都搞不定了：要对他说否，日语的“iie”脱口而出，且长音发得时间不够，听上去像Yea，变成了肯定；按日语语法说英语，主要名词先行；甚至想说东西很贵，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该用哪个词。
    两个外国人，在第三国用不怎么样的第四国语言，边吃边聊。聊些什么已不记得多少，只记下十年前的自己很注意在对外交往中维护国家形象。谈中国的制度，我说“我熟悉它，不认为需要改变”。问中国人能否自由出国，告诉他旅行没问题（似乎很有先见之明）。问中国是不是没有他最喜欢的尼采的书，告诉他也许没有尼采的所有著作，但有尼采的著作。Pier喜欢古老传统的东西，便趁机向他宣传西安有二千至六千年前的古物。当然，问到到发达国家有什么感觉这样的问题，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交通方便，一个人就可以方便地游遍日本，而中国的长途交通既慢又少、还常找不到车站。
    吃完饭就该再见了。谢绝了他送我到浦和的好意，就在横浜站分手。